白塞病患者李龙:当痛苦终于被言说……-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许多罕见病患者都会遇到同一个境况:当病症最初发作的时候,不曾想到,自己居然会被万分之一的概率“选中”,得的居然是罕见病。
生活突然被关上一扇窗
2007年,正就读高二的李龙发现自己经常会有口腔溃疡,痛起来不敢张嘴,连说话都困难。有时,他的阴部也会有相似的溃疡,走起路来一摩擦,更是疼痛难忍。高考压力在前,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原因,只是学习压力太大,或者平时卫生习惯不够好——直到高考前一阵,他突然两眼通红。去山东当地的眼科医院检查,大夫查看了他的眼底情况之后,问了他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你的口腔和阴部有没有溃疡?——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大夫也很干脆:“你高考完了直接去北京吧,你得的可能是白塞病。”
这是李龙第一次听说“白塞病”。仿佛突然间,一扇窗被命运关上,此后的生活注定再不平凡。但李龙也是幸运的,许多罕见病患者仅仅在“确诊”这一点上就走尽了弯路,而他确诊得非常快——高考结束,他被山东理工大学录取,随后遵医嘱上京,先到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被确诊为白塞病,接着就去到以风湿免疫科闻名全国的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对症治疗。
白塞病,又称贝赫切特病(behcet),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至今病因尚不明确,与遗传相关,也与患者本身的免疫系统相关,可能累及口腔、生殖器、眼睛、心脏等多脏器。在李龙看来,当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就会从“保护自己”变成“攻击自己”,白塞病攻击起来不讲章法,攻击口腔就得口腔溃疡,攻击心脏就出现心脏问题,而他被“攻击”得最严重的,是心灵之窗:眼睛。
最初,是前葡萄膜炎,发炎时,眼睛像蒙了一层雾,能见度只有几米远。发展到后期,是视网膜血管炎,眼底会出血,眼前像有一堆东西在阻挡视线。“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是有一天早晨睁开眼睛,发现伸手不见五指。”
针对白塞病的药物治疗,主要是激素和免疫制剂。李龙说:“就像孩子不听话,打他几下让他听话。”可是打多了,又有别的问题——激素药物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让人发胖:圆脸、水牛背,刚进大学,李龙就胖了将近30斤。激素乃虎狼之药,每次大剂量用上去,病情就能得到一阵缓解,但一旦少吃几颗,又会故态复萌。白塞病多发于青年男性,在这个年龄,人们太希望自己的生活里不只有疾病,难免有“好了伤疤忘了吃药”的时候,导致病情一再复发——白塞病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一次复发都会对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一次一次,陷入更糟糕的局面。
2009年,李龙大二,去北京复查,主治医师身边带着实习小医生,看完病,他和小医生聊天,小医生的一句话深深震撼了年仅20岁的李龙,他说:“你这个眼睛,能不瞎就挺好的了。”
“瞎”,这是刚刚迈入大学开始新人生阶段的李龙从没有想到过的境地。可能会变成盲人的恐惧支配了他,焦虑的情绪随之袭来。最严重的时候,他已经产生了一些强迫行为,比如每天早晨一起床就会跑到宿舍的阳台上去眨眼,反复眨眼,确认自己还没有瞎。
身病也需心药医
焦虑的不只是李龙一人。对罕见病患者来说,整个家庭体系都很容易处于集体焦虑的状态。在常年创业的操劳和对儿子健康的忧虑下,李龙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英年早逝。而这无疑为李龙的母亲带来了双重打击。
“那一阵我整天都心情不好,非常地消极,也不笑——有什么能让我笑出来呢。但是我又很倔,我想自己不能一辈子这样吧,既然不能改变现状,那就先练习微笑,对着镜子练。当时‘变态’到什么程度——我去食堂吃饭也笑,坐在哪个位置,都暗示自己这是最好的位置。无时无刻不给自己心理暗示,无论发生什么都觉得是最好的安排——慢慢的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认知变得积极了以后,很多积极的事情都会发生,而积极事件的发生又更加强化了我的积极认知是对的,从而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积极认知、正强化,这些都是心理学的名词。大学时代的李龙开始对心理学燃起兴趣,他找到校外的培训机构,攻读并获得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对心理学进行系统学习之后,他开始觉察,开始内省,开启了一段自我探索之旅。“其实我现在的很多行为、认知,都和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反过来讲,也正是因为那时种下的因,才结下了今天的果。”李龙发现自己从小生活习惯不好,爱吃零食,常常拿零食当饭,小学就因此得了胃炎,经常要去医院打点滴,进行抗生素治疗。父母创业,工作极其忙碌,让他很少和家人交流,在学校里遭到校园霸凌,回到家也不敢告诉父母,一桩桩一件件,慢慢在心底打成了结,“觉得自己变得非常懦弱、怕事,遇到麻烦会紧张得不行。记得我被同学霸凌的时候,周末在家门都不敢开,紧紧地反锁着,才觉得有安全感”。
当潜意识里的死结一个一个被打开,才好像所有的果,都逐渐找到了因。李龙觉得,白塞病作为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很可能也是一种“心身病”,心理的问题会被“躯体化”,呈现出身体症状。所以,身病也需心药医。
当李龙开始心理的自我探索之后,他改变了以往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主动训练积极认知——“从前我把得了罕见病的自己视为另类,但现在我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的病并没有让我遭到社会抛弃,是我从前的病耻感、自卑,让我觉得自己视力不好就什么都做不成,没有人会请我工作,别人都会看不起我——真正工作以后我发现,别人根本不会在乎我的视力有多少,而且,视力不好的我在某些工作上完成得比视力好的人更好。”
自助者人恒助之。继协和医生的火速确诊对症下药之后,李龙又遇到了治疗他白塞病的“接力棒”,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医生的指导下,他开始遵医嘱改为小剂量激素多次治疗,而不是自行盲目降药——终于,在3年前,他可以停药,直到如今都没再复发。“一切都在恢复正常,社会功能也在恢复。我从一个大学毕业不工作在家啃老的人,变得能够走出家门,正常工作生活。”
如今李龙已经结婚,孩子也7岁了,尽管裸眼视力仍然只有0.1,但他甚至不觉得生活有什么不方便:“无非是工作的时候,别人距离电脑半米就能看清,我要凑近一些;手机字太小看不见,调大一点;除了不能开车,跟普通人没两样。”
很多病人的心,先死了
无法想象从昔日的痛苦到今天的达观,李龙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练,也许有过反复、有过坍塌、再一次次推倒重建,听来容易的“积极思维”,背后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自我怀疑,多少咬牙顶住。
上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红珊(中)为“水杉计划”的罕见病患者或其家属开展集体心理咨询。
改变一个因,去结新的果。如果说白塞病还为李龙遗留下什么“后遗症”,那就是对自我持续不间断的探索与修行。即便在身体康复之后,他仍未停下脚步——在心理圈探索了十多年,最近,他又完成了“水杉计划”,体验了“萨提亚家庭系统治疗模式”。“从前只是听说过,但没有学习过,这次在朋友圈看到,正好想提升一下自己,就报了名。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计划能带给我什么。”
水杉计划的带领人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红珊,李龙说,第一次和她接触是正式开课前的面谈,当时就“感受到了一个母亲的和蔼、包容、理解与接纳。让你想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告诉她。”正式的水杉计划是一个为期10周的学习,罹患不同罕见病的数位患者或其家属共同参与,由带领人引领每周的话题。圆桌的形式看起来很像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的心理互助座谈,简单的几把椅子,让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敞开心扉,去聊一些平时很难与外人说、说了外人也很难感同身受的苦衷。而不同之处在于,有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会将萨提亚家庭系统治疗模式及相关技术运用于其中,属于心理治疗的一种。
李龙记得,每节课开始的时候,老师会先让他们进行“天气预报”,报告一周以来自己的心情,表达对周围人的感恩。“你想感谢谁?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比较含蓄的,不太喜欢表达,其实会导致我们容易忽视别人的好处。”李龙说,“我以前总觉得和父母是不够亲近的,病痛也让我有很多怨言,觉得自己不幸福,而‘天气预报’恰好扭转了这种心态,让我们开始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学会感恩。而感恩的表达又进一步改善了关系。”
对罕见病群体而言,现实有时很残酷,家属不仅要面对家中重症患者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还因为许多罕见病都与遗传有关,而造成一个家庭有多个病人的情况,怨怼与相互指责,能使家庭氛围变得极其压抑。需要心理治疗介入的,很可能是整个家庭体系,而非患者一人——“萨提亚家庭系统治疗”的优点在于,尽管它治疗的并非一个家庭,但哪怕只是患者本人接受治疗,一个人先行作出改变,就能产生振动源的效果,像蝴蝶效应一样,影响到身边最亲近的人,从而改变整个家庭氛围,这对于患者本人及其家属,都是很大的解脱。
“学习的内容很多,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现在是被很多的从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这些不好的经历带给我的影响被消除,就像卸下了很多包袱,能让我更轻松自在地面对生活和今后的人生。”
前些年,李龙曾带着自己裸眼0.1的视力诊断证明去申请残疾证,资格审核的时候,医生却对他说:你的眼睛有白内障,你先去把白内障割了再来。“言外之意,我割了白内障视力可能就高于0.3,不符合评残标准了。”那一天,李龙处处碰壁,自然无比沮丧。但后来他庆幸当时办证失败:“残疾证要是真办下来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了。现在我只是眼睛不好,我妻子也从来不把我当残疾人。有时候我用视力不好逃避做家务,她还会说我:你可以的,眼神不好也能搞好卫生的,哈哈。”——当年在大学食堂 “练习”过微笑的他,如今笑得发自内心,再也不是练习。
从确诊罕见病到觉得自己就是正常人,李龙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迎来这“豁然开朗”的一刻。现在他的工作与健康科普有关,希望帮助更多罕见病人也能通过心理训练找到新的生机——但他也发现,这很难。“如果我告诉一个白塞病人,你两年后也可能不用吃药,他会骂我。他会有一种信念,觉得不断复发才是常态,会整天想:‘我的眼睛有没有问题?’很多病人的心,先死了。”
左图:停药以后现在已经康复的李龙。
右图:年轻时患病的李龙。
我可以,他们也一定可以
“水杉计划”的发起人、天津市友爱罕见病关爱服务中心旗下“一元心理”的创始人梅娟,也深有同感——当国人越来越有心理健康的意识和需求,她没想到,特别需要心理帮助的罕见病患者群体,却大部分不知或不愿接受心理治疗。
2021年3月,梅娟联合20多位心理咨询师共同发起了“一元心理”公益项目,起因是她在天津友爱担任志愿者,见到太多家庭的痛苦——仅仅从经济压力来说,少则一月数千,多则天文数字的药物花费就让患者不堪重负,如果要他们以市场价去接受心理咨询(400—1000元一小时),恐怕不啻天方夜谭。因此她为项目起名“一元心理”,顾名思义,每小时咨询只象征性收费一元,每位患者或家属可以享受6次这样的免费咨询——从咨询师的观点来看,6次的疗程可以初步让患者受益。而如果后续患者有进一步咨询的需求,项目咨询师也会给出每小时99元的公益价格。
起初,她还担心20多位咨询师不够用,但她很快发现,罕见病患者在心理方面的就医率很低,参加心理咨询的意愿更不高。“一元心理”创办将近2年来,尽管已经服务了将近30个病种、约200人,相对庞大的罕见病总群体来说依然显得杯水车薪。“我看到很多患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却拒绝就医或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原因倒也不难理解。经历过求医问药漫漫长路的罕见病患者,生活重心常常聚焦于唯一一点:治病。对很多人来说,“求关注”,“找新药”,“争取这些新药进医保”,是重中之重。既然自己所有的焦虑、抑郁、心理压力都因这个病而起,能对症下药是最好,很少会想到寻求心理帮助。
而对另一些病患来说,即使知道有公益心理咨询的存在,出于病耻感,也不愿意去找咨询师聊聊。尤其是一些会造成外貌改变以至异于常人的罕见病,比如系统性硬皮病、成骨不全等,走到哪里都容易引起围观,病耻感就会更加浓烈。咨询师常常会遇到来自患者的三大拷问:“心理咨询治不了我的罕见病,我来做心理咨询干什么?”“你又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我的感受?”“真要跟陌生人敞开心扉暴露内心的脆弱?”
“其实让患者和家属痛苦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梅娟说。她见过很多比疾病对患者伤害更大的例子——患者的自我否定、自我价值感缺失,极度自卑之下,总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是家庭的累赘。如果一个儿童罹患了罕见病,那么同时“得病”的还有他的父母。“妈妈通常会是整个家庭系统里地位最低的人,有时候一方家长不惜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治病,一方却是‘再生一个’的态度;还有的罕见病和遗传相关,如果是隐性遗传来自夫妻双方的基因倒也罢了,万一是单方基因造成的,这一方简直就陷入地狱模式,即使家人不指责自己,也会充满了负罪感,不停自责。要是不幸碰上个补刀的配偶,婚姻关系摇摇欲坠。”
每个罕见病患者家庭既有“相似的不幸”,也“各有各的不幸”,而疾病本身,也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心理治疗介入罕见病家庭的意义,就在这里。”梅娟说,“如果患者还没有做好单独咨询的准备,我希望集体咨询项目能够让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也是我继续开发‘水杉计划’的原因。”
在心理畅销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里,作者洛莉·戈特利布写道:“所有人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我们无法逃避痛苦,只能承认。承认本身,就是最隐蔽也最关键的改变。这就是心理学为什么用看上去如此无力的方式——交谈——去应对看起来如此无可改变之事。当痛苦终于被言说,人们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勇气,去看,去感知,去信任。”
本文刊发前,记者问李龙索要照片作为插图,他主动提出,把当年自己吃了激素药发胖的照片也找出来作对比。“你不怕暴露自己的‘黑历史’吗?”“不怕。我想让更多患者看到信心,我可以,他们也一样可以。”(记者 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