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辛丑：从丧权辱国到平视世界-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今年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

　　会后，有两张照片在网络上热传——一张照片是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字仪式上，满脸屈辱的清政府代表；另一张照片则是2021年，面对美方傲慢施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掷地有声地反击：“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今年是《辛丑条约》签订120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此，《人民日报》等媒体在微博上发起了“两个辛丑年的对比”话题标签，掀起一波讨论热度，并登上微博热搜榜。

　　外交背后向来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从1901年的割地赔款到2021年中美战略对话中的唇枪舌剑，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下，如今站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已经是阔步走进世界大国之列的中国与焕然一新的中国人。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正在不断开创新局面，谱写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战场上打不过，谈判桌上谈不赢

　　在1901年的这张图上，坐在右侧第二位的就是签订这个条约的中方代表李鸿章。

　　长久以来，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眼中，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但也正因为他的才干，李鸿章成了一个悲剧人物，“生不逢时”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兴起，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这引起了外国侵略者敌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随后，慈禧电令李鸿章进京，和庆亲王奕劻一起，代表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收拾残局。

　　李鸿章再次踏上屈辱议和之路。在西班牙驻华使馆的谈判桌上，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趾高气昂，各国代表虎视眈眈。

　　1901年9月7日，无力回天的李鸿章和奕劻被迫与列强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沦为列强们的傀儡。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李鸿章也再次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可悲的是，听闻条约签订后，慈禧却说出了那句遗臭万年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着实令人心寒，李鸿章在为赔款的减少据理力争之时，背后的清政府却只想着保留自己的地位，在求得自己想要的“和平”的同时，弃百姓安危、国家尊严于不顾。

　　“李鸿章确实签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作为外交家的历史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超越李鸿章所处的历史语境而按照今时今日的标准，纯粹以外交结果为导向去评价。囿于清朝晚期相较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十分孱弱的国力，李鸿章更像是一个戴着镣铐被迫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去追求和捍卫王朝利益的悲剧主角。客观条件先验地决定了李鸿章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实在是很有限，固有的弱国身份迫使这位公认的名臣不得不委曲求全，尽管屈辱但仍然是尽量地在一个可以去争取的范围内去维护大清王朝的利益。”

　　在杨成看来，如果李鸿章不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结果可能更悲剧，“说白了，把谁放在那样的历史位置上，可能也很难争取更好的结果”。

　　李鸿章这样总结自己的外交理论：“国家之间其实并没有外交，完全在于本国的立地，就像是交朋友一样，双方都有相当的资格，我想要联系他，他想要联系我，然后才能谈到一个交字，倘若自己一事无成，偏偏等着别人帮助，就算是有七嘴八舌，不论怎么说都于事无补。”

　　说到底，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国家的虚弱，让代表国家的外交官们挺不起腰杆。不过，杨成表示，尽管国家实力比较弱，但不代表李鸿章个人不被人尊敬。

　　实际上，战场上打不过，谈判桌上又岂能谈得赢？这个道理李鸿章深深地体会到了。对代表中国的外交官来说，这个宿命随后几十年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弱国有外交，然而有限度

　　时间来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此时距离《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过去了近18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国家处于巨大的转变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遣14万劳工前往欧洲战场，用生命为中国赢来了战胜国的地位。然而，当5名中国代表满怀期待来到巴黎凡尔赛宫时，却被告知中国是三等战胜国，仅有两个席位，只能由代表们轮流参加。

　　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日五大国联合瓜分着战后利益，谈到中国山东主权问题，日方提出自己与德国曾签订合约，有继承其权益的权利。中方则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后来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据理力争，将日本的要求悉数驳回。

　　但国际外交向来处于复杂的局面，各国的联合、利益的牵制都让在谈判中处于上风的中国无法如愿夺回属于自己国家的山东主权，这也让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愤怒离去。

　　残酷的现实让沉浸在战争胜利喜悦中的人们逐渐清醒，纵使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够强大，仿若“战利品”一般被瓜分国家利益令人愤怒，也令人无奈。但仔细一想，正如顾维钧所言，“我不相信弱国无外交之说。唯其弱，故依赖外交较强国更为重要”。

　　对此，杨成也颇为赞同，“弱国更要有外交，但除此还应该再加上半句，即弱国外交有限度”。

　　“无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国力的视角看，当一个国家处于弱势地位时，能否拥有卓越的外交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硬实力不如他国时，谈判桌上能否尽量为本国争取利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交技巧。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承认，弱国外交毕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技巧是有边界的，很多情况下其目标首要在于把国家利益的损失降到最低。换而言之，弱国外交只能想方设法保证一些基本利益，缺少国家实力的战略加持不大可能做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这是弱国和强国外交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杨成进一步解释道。

　　同样地，国际政治专家项蓝欣在《传统与对外关系》一书中也反复强调过“弱国无外交”这一想法是不对的。书中写道，“弱国有外交”就意味着对我行我素的超级大国的行动限制。中国必须反对“顺者昌,逆者亡”的国际关系的所谓“规律”,同时加强对世界通行“规则”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能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

　　曾经做过外交官的杨成坦言，外交谈判其实是一门非常难的技术活，除了心理战，有时甚至还是拼体力的活儿。他本人就曾作为中方的学者代表参与过和俄罗斯的谈判，“当时在整个谈判周期内每天都时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要谈判到晚上12点，围绕着每一个条目来回展开拉锯战。双方都会据理力争，争取说服对方接受己方的立场”。

　　而两国谈判会有很多所谓的技巧。 “事先尽可能摸清对方的谈判文化、基本立场、核心利益等至关重要，据此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更关键的在于现场的随机应变能力，准备的毕竟不大可能全用上，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对方临时的立场做战略判断，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在彼时彼刻十分重要。该下决心时不能犹豫，该拖的时候也要能够拖得合情合理。”在杨成看来，“外交本质上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双向的让步，最终目标是要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无论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还是和民众相关的侨民保护等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问题。他强调：“作为谈判者，我们肯定是力争对我方最有利的上线方案，但心里也是有底线思维的，根据战略大局的需要可以做适当的让步。此时的基本技巧是换子，在某个地方退了一步，在别的地方要找补回来。谈判双方对此是有一定的默契的，或者更准确说是都清楚这一逻辑。除非两国之间有绝对的实力差距，一方可以借此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一般来说，围绕谈判目标出现一些拉扯十分正常。”

　　因此，在国力上升，尤其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外交相对更容易做。杨成表示：“仅凭一张嘴皮子，在列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坚决地维护国家利益。从这一层面来看，无论是李鸿章还是顾维钧都殊为不易。”

从窑洞走向国际舞台

　　巴黎和会的打击为当时的中国敲响了警钟，郁积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激起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各地也相继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而中国外交的红色基因，则要追溯到1931年的江西瑞金。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同年11月，在极端困苦环境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并设立外交人民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外交机构，也是我们今天的外交部前身。

　　延安时期，在陕北的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采取“窑洞外交”，以“三用好一拓展”的方式进行。

　　首先，用好朋友的力量。主要是保持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机构的人员的往来。

　　其次，用好西方记者之笔。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用图片、文字、视频等丰富形式首次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展示给全世界，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

　　再次，用好电讯和书信。在西班牙战争刚爆发时，中共就发表了大量支持和鼓励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文章，强烈谴责德、意法西斯。

　　最后，拓展与西方大国的联系。

　　1939年1月，基于对整个抗战形势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南方局外事组的设立，有利于争取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改善党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1945年，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此时期，党领导下的对外工作，呈现主动性和灵活性，也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苦尽甘来，新中国外交迎来曙光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准确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

　　之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明确提出了“一边倒”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要当“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先后出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10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他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经过战争考验的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稳定。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当时，毛泽东提出：“形势是很好的，应该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设工作。”

　　于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表现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和豁达优雅的风度，他以杰出的活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新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进一步被各国所认识，使中国的国际威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杨成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间还有一段著名的“握手风波”。

　　在《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历史真相》一文中写道，那次会议上，美国著名的冷战骑士、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与会期间美国代表团，任何人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

　　据外交元老们回忆，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就于1954年5月3日回国了，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美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位史密斯先生在个人观点上是愿意与新中国友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

　　某天，当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就在代表团秘书长、助理王炳南的安排下不经意地也走向吧台，和史密斯刚好相遇。因为周恩来事先已经知道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就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杯，见周恩来要跟他握手的样子，连忙把原来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换到右手，以此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着东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还主动用他的胳膊和周恩来的胳膊碰了碰，以示友好。

　　史密斯的这一做法既没有违背杜勒斯的命令，也表达了他的个人意愿，在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内传为佳话。

　　“这也正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走下飞机的他满面笑容、大步流星地走向周恩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情洋溢之情溢于言表的原因。”杨成表示，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机场迎接仪式上他为什么这么热情，是因为他了解到，由于当年杜勒斯拒绝握手，给周恩来和中方带来了阴影。他所以在见面时主动热情地首先伸出自己的手，是希望对当年这起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补偿和变相的道歉，“可见，那个时候的外交做得还是很细腻的”。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匠心独运的外交艺术，展现了中国在刚刚站起来、尚未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弱势背景下的独特外交技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外交史上也因此多了一个经典案例。之所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很巧妙，是因为组成这一理念体系的每一项原则单独抽出来都不是中国首倡的，但把这五项每一项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组合起来的则是中国。若有人要反对，就相当于反对他自己。而且，当时出于争取更广泛国际支持的战略需要，中国选择将之明确为与印度和缅甸的共同倡议，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高明的选择。”杨成强调道。

　　到了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情不自禁仰头大笑。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宣告中美关系改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中苏高级会晤终于实现，随后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杨成认为，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外交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从服务本国的经济建设这一战略需求出发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关键的在于，中国通过自身的改变实际上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更大的确定性”。

平视世界，积极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在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政治形势之时，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为维护和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的这7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百万亿元的gdp，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国外交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010年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启动新的新闻发布厅，从此，外交部发言人便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成了人们常说的“外交天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传统理念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新高度，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3月的这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中国一改往常隐忍的态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可以预料，今后世界将要面对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类似阿拉斯加的冲突场面可能还会上演。

　　“国家有实力的时候，在外交上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因为杠杆多，言辞和行为相对就可能更激烈，更具主动性。在这个问题上，霸权国‘任性’的所作所为最为典型。”杨成分析道，“美国为什么会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时候还经常这么做？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有实力就可以‘任性’。回头看，美国单边主义最盛行的阶段差不多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当时美国各界的主流观点是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因而美国已经是当代的‘新罗马帝国’是‘仁慈霸权’。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下的拜登政府就不会轻易地搞单边主义，甚至连‘战略忍耐’都提出来了。从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活动看，美国现在把自己的地位摆得很低，反复强调要和盟国商量着办，这不仅是民主党传统的国际主义路线的回归，同时也是美国实力走下坡路的重要标志。”这充分说明，具体的国力和大势发生变化后，外交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杨成提醒，在特殊的时期，中国需要来展示与以往不同的外交态度，要赢得世界的平等对待，“硬刚”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要稳稳地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要完成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一定是要走跟美国霸权主义不同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里一直看重‘王道’甚于‘霸道’，最高目标是要做到‘内圣外王’，这对当代中国外交依然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始终致力于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全球性大国，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成为引领全球治理大转型的核心力量”。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道：“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平视外交，既不是刻意隐藏实力、隐忍退让，也不是已被意识形态化或狭隘民族主义。如果说多极世界是21世纪的全球发展的大趋势，那么多边外交机制就是“弱国有外交”的理想平台。而作为当今世界的新型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对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制定做出重要贡献。

　　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遵守国际现行规则中做出表率，而且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进行“软实力”建设，加强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上海外国语大学具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红色传统，曾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交外事外经贸人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外更是确定了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愿景。用校党委书记姜峰和校长李岩松的话来说，上外将据此培养更多的具有全球话语能力、能参与全球治理、堪当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任的外交等优秀高级人才。”杨成表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但中国外交无惧风雨、破浪前行。尤其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继续扬帆远航，不断谱写新篇章。（记者 应琛 实习生  张懿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