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可道-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似乎是做了一个梦,梦里,回到了好小好小的时候。
童花头,粉扑扑的脸,连衣裙。我迈着肥肥嫩嫩的萝卜短腿,开开心心地跟着还是年轻新妇模样的母后大人去粮油店买米。她姿态袅娜,先掏出粮票和购粮证,又轻轻巧巧地算清楚了该付多少铜钿。然后,我竖起耳朵,窸窸窣窣又哗啦啦地,但见皎白晶莹粒粒可爱,争先恐后地自出口处倾泻到米袋里,满手沉甸甸。
打道回府,等到烧夜饭的辰光,则最欢喜看一众阿姨妈妈们嘴角噙着笑意,拧开龙头笃悠悠地淘米了——那是世俗的烟火气,只烟火气里亦含着岁月绵长的温柔调子。而被她们指尖搅动的、捎带些许浊色的淘米水,缓缓流淌,在无尽的时光的作用下,终于,汇成了一条盘桓心头的滚滚大江。
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人与稻米的缘分由来已久,无法割断。一亩禾田或承载沉沉期待的重量,一颗种子或牵引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念想。不得不承认的是,从中国的南方到意大利的北部,从温暖湿润的东亚到暑热难当的尼罗河三角洲,也许,在我们的祖先驯化了野生稻的同时,如此神奇的作物,注定要征服人类世界的主食江湖。
稻作春秋
由全球水稻专家编写的《水稻知识大全(第四版)》(rice almanac),曾开宗明义水稻的数宗“最”:在只种一种食用作物的农田中,以稻田的面积最大;地球上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最多;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不过,头顶光环虽亮眼,原初的野生稻,若单看外表,其实就像河边的杂草,绿叶长,个头高,谷粒小,并不怎么富有诗意或美感。
一切诗意或美感,源于饥饿的焦灼被彻底地填充后,因餍足、欣喜、感恩、怀恋情绪混杂而生的“另眼相待”。先秦的《诗经》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黍稷稻粱,农夫之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了“秔”字,即“粳”字的前身;又收录了“稴”字,注为“稻不黏者”,应该是指籼稻了。北宋真宗年间,引入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推广,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至南宋,谣谚杂语常谓“苏湖熟,天下足”;而楼璹绘制的《耕织图》,诉尽稻香与耕苦,令朝野传诵。有明一代,又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大抵都有这样朴素的认知:水稻的“老家”肯定在中国,稻作文化属于我们。但实际上,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不同国家的学者各怀心事,在水稻起源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生物学者希望通过确定作物起源,找到它的原始栽培类型和野生近缘种,利用这些遗传资源的宝库进行品种改良,提高产量和品质。人文学者则试图借此构建历史,甚至试图借此为自己族群的宏大叙事修筑巍峨堡垒,让他者“望稻兴叹”。
最终,还是中国获得了这场水稻起源论战的胜利。1926年,中国水稻研究的奠基人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野生稻,他在1957年的《农业学报》上写道:“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其后,在整个岭南西江流域,经常会有各种野生稻被发现。晚至2013年,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足别乡央龙村安怀屯境内,就又发现了一批罕见的野生稻,生长在海拔1100多米处的沼泽地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喜讯频频,从新发掘的遗址不断传来发现稻谷遗存的消息——1955年湖北京山屈家岭,1959年重庆巫山大溪,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1979年浙江桐乡罗家角等,使水稻在中国的栽培史愈加分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陆续发掘了一些含有水稻遗存的古老遗址——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1996年广东英德牛栏洞,1999年江西万年仙人洞,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河姆渡所发现的栽培稻,距今约7000年,一直被视为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代表。然玉蟾岩遗址出土的1粒炭化稻谷,据判大概有“1.2万岁”;仙人洞遗址的水稻细胞“植硅体”化石,年纪可能比1.2万岁还大;上山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近1万年前的稻壳,无不证明了我国栽培稻作的历史源远流长,非“7000年”“1万年”可囊括。
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芭芭拉·沙尔(barbara a. schaal)和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普鲁加南(michael d. purugganan)联合开展了一项盛大、严密的dna研究,结果吻合考古证据:野生稻最早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为粳稻,之后与黍、杏、桃等作物一起随着史前的交通路线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通过杂交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最后再传回中国南方。而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的韩斌课题组运用dna测序技术,亦于2012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题为《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的论文,其结论是:“分布于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是最近的亲缘关系,表明广西西江流域更有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
长江也好,西江也罢,大局已定——反正都在中国,反正中国才是稻作原乡。我们有金黄的稻穗;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节日,如芒那节、农具节、捉蚂蚱节、巡田坝节、开秧节;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风物,如稻神山、骆越大石铲、铜鼓;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工程,如雒田、梯田以及铜鼓陂……稻作文化深入人心,神话、传说、山歌、岩画,记录的是中国人对水稻的信仰、对水稻的沉迷——民以食为天,稻子就是我们的天。
以中国为圆心,稻作文化辐射全东亚,君主们纷纷将稻米看成神圣之物。比如,我国的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后,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在日本的土地上生发出新的特征——巩固律令制国家的统治。天皇极力推崇稻作文化,将稻作祭祀上升到国家礼仪的层面,稻米类神馔也是祭祀供桌上的主角。
时移世易,旧往的庄重仪式早已失却了神秘莫测的奇幻光彩。但是,人们对“风调雨顺、稻谷满仓,庆贺丰收,家家圆满”的美好企盼,永久流传——毕竟,稻米依旧是哺育我们的“母亲”,依旧是乡土风光、农耕文明存在感最强的守护者。
至味清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对待稻米“亲疏有别”的态度,还被学者结合史料,分析出了食物的阶级性。
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可见,在北方,“非婚丧节令,恒不轻用”的稻米,是食中上品,故饭稻衣帛者,皆系富贵阶层。不过,另一方面,固有的风俗习惯,加上囿于消费能力,导致多数北方的普通人“不好食稻”。当然,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中华饭桶”,你总能找到办法慰藉自己的痴心一片——宋元明清时期,大量食用稻米长大的南方籍士人经由科举来到北方做官,遂积极倡导“来来来,让水稻在北地开花结果吧”。随便举几个例子:在定州推广水稻种植,并传授秧歌的苏轼是眉州人;奉使镇定,与当地统帅薛师政议论将海子开垦为稻田的沈括是钱塘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任职宰相期间,把以发展水稻种植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农田水利,作为其主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尔后,虞集、徐贞明、汪应蛟和朱轼等,哪个不是来自南方的“饭”圈高人?
南人何以偏宠稻米?在此,身为南方人的记者,觉得自己有资格发言。首先,稻米好吃,引诱“觊觎”。脱壳研磨后,它的外观赏心悦目,仿佛无瑕的水晶、珍珠,满掬一捧凑于鼻端,性微凉的芬芳。粳米的香气,又与籼米、糯米的不甚相同,后二者略“厚重”,而前者是轻盈散逸的,于无声无息中,悄悄掌控了你的嗅觉器官。做饭前,务必注意淘洗的次数、水质水量水温、蒸煮器皿及时长——此间原理,参考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绝对要拿捏好分寸。进餐时,不妨充分发挥饕餮贪最后一口玉粒金莼、酒鬼贪最后一滴杯中残液的精神,细细咀嚼、慢慢吞咽,誓让馥郁甘甜随灵舌起舞,伴胃肠同乐,方不负人间至味清欢。
其次,糙米富有营养。《名医别录》称糙米能益气、止渴、止泄,《食疗本草》言糙米有止痢、补中益气、坚筋骨、和血脉之功,《本草纲目》也对糙米不吝赞赏,说它“和五脏、好颜色”。未经层层加工,可糙米的价值一点不“糙”,除了能吃,还润泽容颜,留驻青春,实为顶顶好的东西。
耐贮存,热量高,宜种植,产量大,无副作用……稻米的优点难以计数,而最突出的,或唯一条而已。李季兰尝叹“至高至明日月”,恐怕,中国的南方人,必须效仿着跟叹一句“至浓至淡食情”了——再美味的菜色,重复吃上三天,也会觉得厌倦;独面前这碗被认认真真盛好的米饭,岁岁年年相见,却日日常新,纵有千百种滋味,它保留一种滋味,所以,它是永恒。
不由得想起,被称为“日本粮仓”的北海道东南部的十胜平原,专门设有堆满各类红壳、白壳鸡蛋的“鸡蛋自动售货机”,什么“藤田家走地鸡的蛋”啦,什么“松坂家小母鸡的蛋”啦,来源可靠安心,都是当地有名有姓的养鸡专业户家里自产的。最妙的是旁边还配有卖“早餐蛋酱油”的自动售货机,因为日本人最喜欢的早餐款式之一,是在白饭里打个生鸡蛋,再滴几滴酱油拌着吃;于是,要卖一道卖喽,经典cp不能拆嘛。瞧,好米饭,好鸡蛋,好酱油,不正是对前文所述“常相见,又日新”的一个极妥帖的注脚?
死磕到底。十胜有“鸡蛋自动售货机”,东京就有卖大米的网红店“akomeya”。为保证新鲜,木质米柜装满十几种精选糙米,产地和口感标示得无比清晰,甜度、硬度、粘度划分为9个层级,顾客一目了然。待选定心仪的货品后,akomeya会根据顾客对碾米程度的个人诉求,现场碾制、包装,一条龙服务。
在“吃饭”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是不认输的。既然你东京的akomeya死磕卖米这件事儿,那么我上海的“磕米”干脆把“死磕稻米”的意思缩写在店名里,不留余地表决心。鉴于这家开在南京西路历史风貌区内丰盛里的餐馆离单位超近,兼沪上美食评论的老前辈沈嘉禄据传发过一条朋友圈,“一顿吃了5碗饭”,记者本人心痒难耐了,兴冲冲地拖上同事小刘老师和小吴老师前往寻味。实事求是地讲,食客进门,磕米以米汤代茶,点单之际,先选米再选菜,整套程序强调了对稻米的尊重,还是令我有点动容的。可惜,被“拐”来的北方人小吴老师无法理解“江南神经病”对大米发痴发癫的感情,饭时如鲠在喉,饭罢欲言又止,眼神中,明显流露出“她们魔怔了?可怕!”的迷惘与郁卒。
这是记者回忆里一个颇为轻松的小插曲,而笑过后,一个男子的身影,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袁隆平院士虽然已经去世,可是,总忘不了他。没有“杂交水稻之父”和其他水稻专家们的努力,我们敢担保将来肯定不会饿肚子吗?敢一直放肆地乐观下去吗?
先吃饱,再吃好,前提是“有吃的”。人们理当明白,小小一粒大米,亦承担着超过饱腹作用的、更深层面的象征意义。
沃土禾歌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中国历代王朝,倘若不幸遇上了天灾人祸、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头,政府就要当机立断采取最有效的赈灾手段,比如开仓放粮、布棚施粥、稳定物价等,尽量确保有序地“共克时艰”。否则,走投无路的流民百姓,将严重动摇统治的根基。
一个生动的案例,是2002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天下粮仓》。剧中,“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关键词捆绑“粮食”的惊世奇案此起彼伏;面对遍野饿殍,聂远饰演的青年乾隆(那个时候,聂远还不是《延禧攻略》里忙着和魏璎珞调情的弘历),前所未有地深刻感知到:清廷之存亡,紧紧系乎国粮也。
该剧“筷子浮起、人头落地”的第一场大戏,堪称惨烈:雍正刚驾崩不久,主角刘统勋来到粥厂,见灾民困苦而粮仓不支,粥厂里发的粥宛如清水。刘拿出筷子扔入粥汤,果不其然,筷子浮在了水面,插入稠粥变幻想。他喊出乾隆朝第一个“斩”字,要杀了相关负责官员沈石。殊不知沈的老母亦在灾民之中,沈并非有意克扣粮食——粮食真的全没了。最极端的一幕是,临刑前,甘愿被砍头的孝子咬下胳膊上的一块肉,想给老母吃上几口;而沈母刚烈异常,竟拿起筷子戳进喉咙自杀,与儿共死……
苏童的首部长篇小说《米》,也有朦胧相通的压抑、残酷之感。主人公五龙随拉米的板车来到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米店,又在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死去。五龙嚼着家乡枫杨树出产的一把生米,慢慢地进入城市。他谁也不信,谁也不爱,在异乡异地,惟余稻米的气味让他觉着亲、觉着暖。他的心灵仇视着城市的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他是被一种生活一种梦想害了。故事的结尾,五龙看到自己“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
从上世纪70年代《薪传》的徒手“插秧”,到90年代《流浪者之歌》的真米登场,来自台湾的舞者林怀民的表达方式就比较温和了。稻作文化情结萦身,他在云门舞集的四十周年,还特别创作了《稻禾》。烈日下布秧,除草,踩水车;收割后,稻谷铺满厝前埕仔——农友终年忙碌,此景此情,轻易挑动了在稻田中长大的林怀民,他想,这一次,“可不可以就讲阳光、泥土、风和水、花粉和谷实,以及稻米的生命轮回?收割之后,延火烧田。春天到临,犁翻焦土,重新灌水,薄薄的水上倒映舒卷的云影。稻田四季如此,人生如是。……社会苦闷的时节,我希望能把池上的明亮美好,通过舞蹈带给观众”。
土地,禾苗,亘古的记忆。一张饭桌,一组家庭,一处故乡,一个国家,一种凝聚力。就基本的生产方式而言,稻作农业要求明确的田块和田埂,还必须有灌排设施,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更加精心的管理。因此,从事稻作农业的人们,比种旱地的农人更倾向于稳定,也易于养成细致、考究的素质,有利于某些技巧较高的手工业的发展。人们为种植稻谷而开垦荒地、修建和维护梯田,或是为防止水土流失、滑坡和洪水而调整作物种植安排,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作,也考验着农人与农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相互配合。如是循环往复,一天天地,一样的劳作,一样的米香,一样的收获,让活跃在稻田里的,与崇尚着稻田的,取得身份认同,成为了“同稻中人”。
1万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吟唱一曲沃土禾歌;
乐章不断续写,文明不断发展。如今,西南地区的宴席上,出现东北地区产的优质“稻花香”品种,稀松寻常。如今,中国人的饭碗,已经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感谢稻米,它托举我们仰望浩瀚星空,又让我们与脚下茫茫大地始终保持最亲密的联系。
稻可道。(记者 孔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