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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在拉萨河畔仙足岛的一幢建筑里,有一场特别的展览《高域鹰缘》开幕。展品选自1976年至1983年间的60幅西藏油画作品,作者是进藏50年的“老拉萨”——国家一级美术师、西藏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张鹰。
观展,仿佛打开了张鹰的旧日画箱,驻足停留最多的作品《冰雪八廓街》,创作于1979年。张鹰用充满激情的笔法,描绘出雪压冬云的拉萨街景:石砌的建筑,涌动不息的牧民和车马混合的人群、祭坛里吐出的袅袅桑烟。
张鹰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回归荒野的梦想,在西藏,这个梦想不难达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批批的人进藏、援藏、留藏。他们当中,有知名医生,有优秀教师,也有带领藏族同胞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干部。
有人说这些人“亏了”,如果将他们数十年的援藏岁月量化,试图用理性的数学公式去计算和评判得失,奉献至今,也不过在一个普通平凡的岗位上。但他们又是不平凡的,为了让更多人回到西藏、来到西藏,从此选择扎根在这里,这样的人生无法“算计”。
进藏50年,打磨油画里的慢时光
张鹰原来不叫张鹰,他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父母很应景,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春生”。上中学时,不知道春生怎么又给自己取名“鹰”,大概冥冥中为他后来进藏埋下了伏笔。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张鹰的老家陕西关中农村,很落后。除了种地,画画在大家眼里都不是正事。但偏偏张鹰就是爱。那时的画画方式很原始。画画资料,只能靠从书上剪一些画片来临摹,画材也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
画得多了,张鹰在村里开始小有名气。村上哪家娶媳妇办喜事,画窗花便会喊上他;也常有外乡人约他画像,报酬是三斗玉米,张鹰拒绝了,他有更大的理想,相信骨子里画画的天赋。至于是什么,当时他也不清楚。
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当时张鹰在县文化馆“深造”,那天他正在馆里画《保卫珍宝岛》的宣传画,恰逢西藏秦剧团来陕西招生,说是要招一名美工。张鹰自然要抓住机会,果然,在众多报考人中张鹰被录取了。张鹰做梦也没想到能有机会去西藏。
刚进藏时,张鹰就住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座古老藏式庭院内,背水的居民、流浪的野狗、缭绕的桑烟是他每天都能见到的场景。不过,当时的拉萨流动人口很少,连八廓街转经的人也寥寥无几。
张鹰住在三楼的藏式小屋,窗子很小,光线很暗,里面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他便把画材和布景搬到了楼顶的水泥平台。张鹰告诉《新民周刊》,当时,他戴着草帽、穿着工作服白大褂,像一名清洁工一样,站在紫外线很强的烈日下,肆意挥洒着颜料,顿觉自由,洒脱,灵感汹涌而至。
那阵子很苦,遇上刮风,16米长、18米高的布景就满地飞起,张鹰就用木条一个个固定住,接着画。当时院子中间有一口水井,过去拉萨的井水很浅,不过丈余,可直接用绳子垂手吊水。附近的居民每天来院子里背水,不论什么民族,大家相处都非常融洽,亲如一家。
后来换了很多地方,这样的灵感和意境,却再也找不到了。张鹰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院子原是西藏旧政府官员索康家的府邸,对面东南角的两层小楼黄房子,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玛吉阿米”。八廓街历来都是西藏文化的窗口,西藏所有的变化最先从这里开始。
那时的八廓街,异域色彩浓厚,任意推开一家商店的门,什么蓝翎自行车、瑞士手表、蔡司照相机,相当普遍。来自内地甚至大城市的人反倒在这偏远的地方开了“洋荤”。
剧团对面有一家专卖英国汽灯的店铺,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灯配件。张鹰的油画《八廓街一角》画的正是这个汽灯商店的南侧。
1973年,刚参加工作不到几个月,张鹰就完成了《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的舞台布景。1974年张鹰先后被调到西藏京剧团、西藏豫剧团,1983年又被调到西藏藏剧团。交通不便的年代,张鹰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奔波在西藏的乡村草原采风。
他的画中,有农闲时节,富裕的牧民们,用牦牛驮着帐篷朝圣、逛街的人们,也有藏北草原、波密雪景、萨迦老城、昌都姑娘。“在剧团写生的日子,拉萨到日喀则,一个礼拜发两次车,太慢,我会搭乘拉木材的顺风车,司机很友好,只要求助他们,都会热情地招呼你坐上来。”
那些年,迷路、翻车、风餐露宿,张鹰走过多少地方,他早已不记得,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好美,也是这些经历,彻底把他带入到西藏民间文化的领域里去。什么是真正的西藏,怎样把西藏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张鹰认为自己有这个使命。
1991年,张鹰正式调到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拉萨的面积比以往大了几十倍,柏油路铺起来了,藏民服饰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融合。到了71岁,张鹰退休了,几乎不再出门写生,有时出门看到新建筑,内心不再有波澜,但他对画画一直保持热情。
临摹、出书、画手稿,仿佛只有在画里才能找到刚进藏的感觉。最近,他常常伏案整理资料,关于西藏各地的民间文化、生活习俗、服饰节日等,准备细化成32本书,取名为“西藏的百科全书”。张鹰打趣地说,自己不能离开西藏,去往其他城市,总觉得心无着落,不接地气,画画也画不出来了。
四次申请调藏,红十字会里的“扛把子”
“我甘愿到西藏条件最艰苦、矛盾最复杂、群众最盼望的地方工作;不讲级别、岗位和待遇,不是组织要求不调离西藏;死后把遗体留在西藏,供教学和科研使用。”
2018年底,当42岁的刘维新写下上面这段“三最两不一留”的留藏承诺时,他渴望将自己“第18批博士服务团西藏团副团长”的身份转变为一名正式的在藏干部。相比做一只往返于北京与拉萨间的“候鸟”,他更愿意自己是一粒种子,扎进雪域高原的泥土里生根发芽。
2019年4月,组织批准刘维新调藏,他如愿以偿。在此之前,刘维新曾一次申请到贵州、一次申请到江西、两次申请到新疆、四次申请到西藏,到祖国最西部的地方工作,一直是他的心愿。
时间回到1994年,在武汉读书的刘维新从没想过自己会与西藏结缘。那会刚上大学不久,有一天,学校广播站播报了一条消息:孔繁森同志殉职于西藏。孔繁森走了,却为刘维新上了一堂人生课,就像一颗种子,启蒙了他的援藏情怀。
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刘维新先后在江西革命老区、团中央工作过。2011年8月,单位在西藏阿里举行了“保护母亲河——青年万亩示范草场”活动,也是这次行程,让他彻底想要扎根西藏。“当时我和牧区孩子们一起撒下草种时,心里五味杂陈,如此迫切需要发展的地方,我一定要回来。”
此后的几年间,刘维新三次申请援藏,但皆因已有他人安排、岗位不匹配等原因未能成行。2017年8月,当得知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第十八批博士服务团志愿服务祖国西部时,他再次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递交了申请,被组织指派担任赴西藏团副团长进藏。
刘维新说,来到西藏,不仅是援藏,还要留藏。
刚到西藏时,西藏的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容市貌改善很大,生活习惯也逐步现代化,但横向比较仍有差距。刘维新回忆,刚到红十字会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组织建设方面,七个地市红十字会没有独立建制,核心业务开展上也几乎空白 。
比如,三县的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是空白,实现教学器官捐献的只有1例,愿意捐献的登记人数总共才500人,真正实现捐献的只有1例。组织内部完全没有信息化,甚至连网站也没有,人道资源汇集能力很弱,一年接受捐款才2万多元。
刘维新告诉《新民周刊》,进藏两年多以来,整个西藏愿意进行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人数,从只有49人增至2700多人,实现了1例器官捐献,1例遗体捐献,并为西藏培育了7名遗体和器官捐献协调员。造血干细胞登记捐献人数也从500多人增至2500多人。
拉增是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全科专业的学生,西藏首位藏族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18年11月,拉增在西藏自治区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上采集8ml血样,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资料库。2021年2月25日,拉增接到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1位汉族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三个月后,拉增前往北京采集并捐献造血干细胞。她成为全国第11313例、西藏第8例、西藏大学第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维新说,拉增救助的是汉族同胞,这是新时代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案例。
而在藏期间,刘维新几乎没有过一个周末和假期,由于经常加班,他买了折叠床,方便在办公室休息。“累的时候,拉上窗帘就睡了,我很快乐,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发展机会是第一位,但我对幸福和人生价值的理解,是为国家、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作为医学和法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刘维新以西藏医事法学与人道法学为题,分别申报了自治区人才专项基金和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最终,2个课题双双获得立项。
目前,刘维新推动建立西藏大学医事法学研究中心,并培养了7名相关领域硕士研究生,开启了西藏本土对于医事法律和人权人道法律问题研究之窗。采访结束,刘维新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戴着吸氧器,坐在电脑前的工作照;另一张是蓝天白云之下,刘维新与藏民们盘腿围坐,聊着未来的乡村振兴。
“我将一生奉献给雪域高原,做一个政治上有品格的人、事业上有情怀的人,灵魂上有趣味的人”。刘维新坚定地说。
22岁遇上拉萨,是命运给她的礼物
相遇拉萨,有一定的偶然性,宋丽(化名)的方向本不是她,遇到了,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也就留了下来。她说,自己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也没有戏剧化的跌宕人生,但拉萨下雪的声音、草长的枝桠以及蓝天白云涌进房间的画面,让她的人生丰富而饱满。
2001年,宋丽从成都大学毕业,择业的迷茫令这个22岁的女孩,毫无头绪。当时西藏日报来学校宣讲,宋丽听得很投入,几天后,她稀里糊涂地做了一个决定:和17名西藏引进人才的大学生,一起进藏,成为了西藏日报一名在编人员。
进藏第一天,与想象中很不一样。气候不适应,生活条件差,单位也没有食堂。那时,“西部大开发”政策刚刚实行,拉萨经济、交通等各方面发展都还很落后。西藏日报处于拉萨中心地带,距离布达拉宫两公里左右,市中心的那条街青年路,楼房最高只有两层,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略显萧条。
宋丽被安排在报社附近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不大,足够住下17个人,外墙不是砖垒的,而是泥堆的土坯房,大家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对西藏一无所知,当时只听说师哥师姐在这里,那时也没有网络,可以提前做个攻略什么的。”
院子拆除前的生活通常是这样的:宋丽的皮鞋常常被土路硬生生磨掉了底,水壶里倒出的是永远烧不开的“开水”,跑得太快还会产生高原反应,无数次因想念几千公里外的父母而夜不能寐,宋丽在报社是要闻组,工作忙碌又奔波,脸有时还晒到起皮……
一年半过去,宋丽第一次走出西藏,当时西藏与区外的航班不多,进出西藏的票也很贵,基本上要用掉一个月工资1300多元。当时宋丽签了八年的协议,规定八年后可以回内地。但时间到了,真正走的人并不多。
2007年,宋丽到北京攻读硕士,学成归来后,她选择继续留藏。这十年,西藏发展最快,通了火车,航班也越发密集,以往老西藏们坐飞机打包回新鲜蔬菜的故事,再也没有过了。虽说农牧区人口占到西藏人口的80%,但脱贫攻坚、各种福利政策,让整个西藏富了起来,大家通过网络、电视,就能了解到世界最新动态。
后来,宋丽调往西藏教育厅,近十年间,她见证了西藏教育体系的建成与发展。西藏群众99%以上接受了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文盲率下降了很多,许多牧民的孩子接受现代教育后,又成为了建设西藏的主力军。
全国各地的援藏队伍也给了西藏很大支持。拉萨中学教师吕淑霞,25岁援藏,连任三届“宏志班”班主任,帮助很多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班级本科率均为100%。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甚至西藏教育事业的希望。
宋丽说,可爱的孩子们和愈加壮大的援藏队伍,成了她最强大的“铠甲”。但她从没和人坦陈过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这个心结至今没能打开。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宋丽认为的价值与坚守,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但一直在这里,总是安心。
西藏仿佛是上天给宋丽的一个礼物,是生命走到某一阶段,命运待她还算不薄的一个馈赠。当你走进西藏,这样的感知,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在生命与生命之间。(记者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