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跨越-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无论从考古报告，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汉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成员。因为地理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西藏与内地的交往显得异常艰难。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高寒缺氧，环境艰苦；西藏的人民，曾经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举步维艰，经济也停滞不前。

　　70年前，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翻身农奴得解放，西藏的历史翻到了最新的一页。从实现和平解放到进行民主改革，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进行改革开放，再到如今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实现全面脱贫，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实现了从落后到小康的跨越式发展。

　　与祖国建设同节奏共命运，如今的西藏，是一个人们更心向往之的西藏。

汉藏自古一家亲

　　西藏高原，群山连绵，雪域茫茫，孕育了世世代代的藏族牧民，也造就了独特的异地风情。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族无论是血缘、文化、经济，还是宗教和历史，在很长的历史长河里，就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已故的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古格·次仁加布曾总结说：无论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

　　公元7世纪之前，西藏高原有很多部落。到了松赞干布时期，统一了西藏高原的一些大部落，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的吐蕃王朝。当时中原的唐王朝对周边政权的影响非常大，唐朝天子也被他们称为“天可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素慕唐朝的文化，景仰唐朝的文明，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遣首批使者来到长安，唐朝亦遣冯德遐回访吐蕃，成为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开端。

　　文成公主千里进藏的历史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青藏高原广为传颂，成为汉藏和亲的佳话。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嫁给了松赞干布。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唐朝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的宋代摹本，描绘的正是唐太宗在长安接见吐蕃请婚使臣禄东赞的场景。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当时藏族没有文字，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3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此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此西藏有文字以来最早的历史记载，首先就是藏汉民族的交流史。

　　文成公主带去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天文历法、五行经典、农业技术、医术、建造术、造纸术、雕刻术、酿酒术等等，还有农业技师、画师、建筑师等一大批匠人，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也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吐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

　　到现在，在西藏还能看到、找到唐朝的文化、经济方面的一些遗存，比如木版雕刻藏文佛经，西藏农村的藏纸术、寺庙的建筑术等，甚至服饰上还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文成公主信佛，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她带去的12岁释迦牟尼佛等身像至今还供奉在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影响之大，的确难以估量。

　　到了唐中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00多年的时候，唐朝的金城公主来到了西藏嫁给吐蕃赞普赤·祖赞。两位美丽的公主的和亲行动铸就了汉藏人民浓浓的血缘关系，在青藏高原上奏响了汉藏一家亲的千古绝唱。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这段时间，吐蕃和唐朝之间一共进行了八次友好的联盟会谈，唐蕃往来使者191次。每会盟一次，长安和拉萨各竖立一块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碑仅剩的一块是大昭寺门前的唐朝长庆年间立下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在唐代200余年频繁往来的亲谊与友好的联盟关系的见证。

　　到了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管理藏区事务的宣政院，建立了西藏萨迦地方政权，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到清朝时设立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而且达赖、班禅的册封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民国政府也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专管西藏等事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发展历史也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作为藏学专家，古格·次仁加布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互相依存，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西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祖国的怀抱。

　　次仁加布当时表示，松赞干布、八思巴、大司徒江久坚赞、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等，都为祖国的统一建立了不朽功绩；18世纪末，廓尔喀曾两次入侵西藏，中央政府派兵入藏，在西藏军民的支持下，赶走了侵略者，收复了失地。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支撑着西藏各族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同帝国主义肢解祖国领土、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同民族败类的分裂主义活动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历史一再证明，无论是血缘、文化、经济，还是宗教和历史，藏汉人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概而言之：中华兴，则西藏兴，中华衰，则西藏衰。

西藏班的深情佳话

　　“内地西藏班”，对于内地朋友来说有点陌生，但在西藏却一直是“梦工厂”的代名词。如果说，壮美的山川、灿烂的文化是自然给予西藏的馈赠，那么，内地西藏班就是祖国母亲给予西藏最珍贵的馈赠之一。

　　1984年9月，全国第一次援藏工作会议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赴西藏考察时提出：“以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在内地一些省、市帮助西藏培养人才。”很快，中共中央印发22号文件，决定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同年底，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教委把开办西藏班的任务交给了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内地16个省、市。

　　内地西藏班的设立，对西藏各族群众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文化，同时保护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提升西藏本地群众对教育的热情也起到了惊人的作用。站在更宏大的视角，人们会发现，内地西藏班只是一直默默而坚定地行使着自己最原初的历史使命——为西藏培养人才。在帮助西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一问题上，国家的决心从未动摇。从1985年开始，内地西藏班30多年来共为西藏培养和输送了十几万毕业生。

　　今年1月9日，一场《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新书分享活动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的藏族大学生丹臻群佩，是内地西藏班的优秀毕业生之一，也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在内地西藏班政策实行35周年之时，他通过这种方式，保存了一份对内地西藏班真实而珍贵的口述史料。

　　在他寻访到的故事里，第一批走出西藏到内地求学的学生，最年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30多年来，他们中有人回到西藏成为乡村教师，有人在家乡做了基层公务员，有人返乡创业，也有人出国深造……尽管选择殊异，但用丹臻群佩的话来说，“内地西藏班的意义更像是一把火炬，赋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

　　平措罗布是丹臻群佩访谈到的第一届内地西藏班学生。1985年，14岁的平措罗布从当雄到重庆，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坐火车。对于去内地读书，平措罗布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认知。但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内地学习的西藏学生，平措罗布的父亲明白儿子离开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一场终身的改变。

　　有人去内地读书的头一个月，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但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平措罗布曾在初中时因病住院，害怕父母担心，他就和同学串通好，将听来的学校新闻写信回家，营造还在学校的假象。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学能不能上完”。

　　回到西藏当老师，现在已是拉萨中学校长的巴桑卓玛，1990年跨越大半个中国从西藏山南来到辽宁，就读于辽阳一中。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藏班的老师严格的管理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同时内地的教育环境与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与巴桑卓玛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格桑德吉。2001年，这个毕业于湖南岳阳一中内地西藏班的门巴族女生在回到家乡西藏墨脱帮辛乡后，成为村里第一名大学生乡村教师，立志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经过她的努力，如今，帮辛乡已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她也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小学校长，并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奖”“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

　　90后藏族女生马艾乃2005年离家去上海读书，在浙江大学就读期间曾出国交流过。临近毕业，她没有像许多西藏同学那样直接回去，而是继续在内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直到有足够的能力为建设家乡添砖加瓦。后来，她在西藏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环保科技公司，专门做垃圾分类工作。

　　90后青年白玛次巴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后，面对南京、拉萨的工作机会，他毅然来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之一——那曲市申扎县工作，做了一名西藏偏远地区基层公务员。2019年，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他到海拔4788米的卡乡德朗村驻村。当年德朗村顺利脱贫摘帽，白玛次巴也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把我们选派到内地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回到西藏也应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哪怕微不足道”。

　　为了浇灌“格桑花”们成长，内地西藏班的民族教师团队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上海复旦附中的西藏班，“上海阿爸阿妈”的关怀令学生们难以忘怀。教师朱旻峰2017年带了他从教生涯中首个西藏班后，利用暑假不顾高原反应进藏家访，走了7000多公里的家访之路。

　　2020年是内地西藏班办学35周年，从1985年到2020年，35年间，一批批西藏少年从青藏高原来到内地，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下，健康茁壮成长。他们与老师、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人毕业后回到家乡发挥才干，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相关数据显示，迄今内地西藏班（含中职班）累计招生14.3万人，向西藏培养输送了5.6万余名中专以上各级各类人才。

　　从不懂一句汉语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只能一笔一画写家书到接通视频即可远程连线；从固定的文化课到有音乐、计算机、体育兴趣班等多种选择……一届届内地西藏班师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留下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深情佳话。

对口援藏拉近心的距离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一批批支援西藏的干部，怀揣报国壮志，挥洒一腔热血，用真诚、实干和奉献为西藏各族群众谋得了实惠，带来了变化；他们青发而来，白发而去，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西藏；他们铸就了与西藏人民的鱼水之情，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队伍，在雪域高原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孔繁森，是永远留在雪域高原上的一个闪亮的名字。这个山东汉子从1979年第一次进藏工作，直到1994年不幸殉职，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轮换”的干部援助方式，自此开启了中央与全国兄弟省市长期对口支援西藏发展的历程。

　　早在1984年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国务院便决定由北京、上海等9省市和原水电部等有关部门帮助西藏建设43个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这43项工程被人们誉为高原上的“43颗明珠”。

　　对口援藏机制的建立，是中央支持西藏的一项创举，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深情厚谊。走在西藏各地市的大街上，常能见到许多以其他兄弟省市命名的道路：拉萨市有“北京路”，山南市有“湖南路”，日喀则市有“山东路”……看似并不起眼的道路名称，却是几十年来西藏人民对各兄弟省市情感积淀的见证，也述说着中央以对口援藏机制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西藏的冬季很冷很肃杀，上海援藏的情意很真很温暖。在西藏日喀则市，有一条上海路，一条珠峰路，在两条路的交会处，正是上海广场，一座由上海第一、二批援藏干部人才在一片荒地上建造的日喀则地标性建筑。1995年根据中央要求，上海参与对口援建西藏日喀则。25年里，上海共派出9批600多名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融入第二故乡，创造了多个第一。比如，西藏第一家传染病医院、日喀则第一个自来水厂、日喀则第一个体育场、日喀则第一家“三甲医院”等等。在上海援藏的积极推动下，日喀则地区五县的医疗、教育、民生、产业等领域都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继2017年10月亚东县、2018年底定日县率先脱贫摘帽，到2019年底，江孜县、萨迦县、拉孜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日喀则五县，犹如“五朵金花”，盛开在雪域高原。日喀则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对上海援藏最高的褒奖。

　　除了干部援藏，2015年和2016年，医疗人才和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先后开展，各兄弟省份医疗和教育人才的好名声，已在藏族群众间口口相传。

　　数据显示，20多年来，对口援藏工作已先后投入近500亿元建成1万多个重点援藏工程，近5年来共投入援藏扶贫资金143亿余元、实施援藏扶贫项目1800多个，推动内地284个县区与西藏的县区、乡镇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帮助23万余名群众脱贫，全方位助力西藏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口援藏工作不仅有力促进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拉近了各民族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与祖国同呼吸共发展

　　西藏，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艰苦；西藏的人民，曾经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举步维艰，经济也停滞不前；70年前，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西藏高原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和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进步，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千百年来，陆路交通曾是西藏进出内地的唯一交通方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没有一公里现代意义的公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是过去西藏交通的真实写照。人背畜驮的原始交通运输方式，严重制约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今，西藏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边进军西藏，一边修筑公路，青藏、康藏公路同时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到打破“空中禁区”，架起一座座“空中金桥”，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远；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到复兴号即将奔驰在高原大地，开启西藏高铁新时代。如今，一个个穿越高山沟壑的高海拔公路隧道，一座座横跨大江大河的高架桥，宛如气势恢弘的“长虹”；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犹如飘飞的“哈达”，在高原大地舒展开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郑堆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过去70年，西藏的发展建设有目共睹。经济方面，1965年西藏地区的生产总值是3.27亿元，到了2020年，整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增加到了1902亿元；交通方面，1954年以前西藏没有一条正式公路，现在西藏已经形成包括公路、铁路、航空在内的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居住条件方面，过去农奴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现在的西藏，农牧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3平方米；教育方面，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内容也非常单一并且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教育。经过70年的发展，现在的西藏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在西藏自治区内目前已有7所高等院校、143所中学、827所小学；医疗方面，和平解放前，西藏医疗水平很差，只有拉萨藏医院和少数的寺院医生能提供医疗服务，现在的西藏村村有卫生所，乡乡有卫生医院，卫生机构数量也从1953年的43所提升到2020年的1661所，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全区的中医西医藏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74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1902.74亿元。2020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西藏拉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5年间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西藏70年来的建设成就与改变，都离不开中央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在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同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将继续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不懈奋斗。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5月7日至13日在上海参观学习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压迫、不畏牺牲，一心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国各族人民谋幸福，一百年走来，一步一个脚印。” “无论我们从事任何行业、信不信教，最重要的是心中有人民。只有国家强大、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才能够幸福。”（记者 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