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十字路口的路标牌-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历史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路标依然是“全球化”。只是，这一次，路标所指的方向却是东方。以此来解释今天世界的“乱象”，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撰稿｜郑若麟
历史巨制《三国演义》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这指的是当年的中原九州，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普世真理。
今天的全球大势，确确实实正处于分、合之际，各种势头风起云涌、穿梭往来，令人目接不暇。更令人困扰的，则是理解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英格兰震撼脱欧、特朗普意外当选、马克龙黑马横空出世……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把我们的头脑都搅昏了。各种各样似乎尖锐对立或相互矛盾的现象，正在日益频繁地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
打开我们的电视机：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断交，将本来就处于飓风中心的中东、阿拉伯地区搅得昏天黑地；伦敦三个月内第三次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巴黎等地也频繁出现各类成功或失败的恐怖主义袭击，一时间欧洲再度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内外交困，内有“通俄门”等一系列风波轮番曝光，外与欧洲纷争频频、美国与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风起云涌；而法、英、德等欧洲国家则一个个或面临大选、或刚刚选完，极右势力空前高涨，但极左翼势力也在回潮，政局均处于尘埃未定状态，一切都属于未知数……
在外交领域更非一个“乱”字可以诠释：唯一的“超级大国”（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语）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先退tpp，再退巴黎气候协定；第一次出访没有选择传统盟国欧洲，却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关系则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令人无法理解；而以法德为首的欧盟似乎已经开始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生正面冲突，极为令人瞩目……
当今世界显然乱成了一锅粥！世界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盘大棋：谁在操控？
乱的，显然是棋子和棋盘，而非棋局。因为掌握着这盘大棋先手的操控手心中有数得很。
法国著名“棋手”之一、法国左翼前总统密特朗特别顾问、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前行长、右翼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任命的“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现任总统马克龙的“导师”、“ 教父”雅克·阿塔利有一段电视采访非常说明问题。2016年4月，阿塔利就在法国国民议会电视台称，“我相信马克龙有一天将成为法国总统。”他最近甚至还表示，“我大致也已经知道谁将是马克龙的继任者……”这番话令人吃惊，且难以置信。但我们又不得不信。更重要的是，阿塔利对国际形势的走向也有一段话，他在2015年递交给当时的左翼总统奥朗德的一份有关2030年的报告中认为，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美俄之间因乌克兰、叙利亚等，美中之间因南海、东海等都有可能导向一场规模庞大的世界大战；因此世界急需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府，以求通过谈判来解决世界问题。这显然将是全球化的终点站。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关键是要认清显示天下大势的这盘棋局究竟将会怎么走。
如果我们从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棋势走向来看，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夺回先手的良机。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我们必须知己知彼、我们必须看懂这盘棋的棋局。
这盘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开始布局的。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方诞生，从而使一个词变成了可能：全球化。这是由西方主导的铁和血的全球化。直至今日，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仍然有着一块明确展示着方向的标示牌，上面仍然大书：“全球化”。
只是，过去的全球化与今天已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全球化的动力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追逐无限的利润。追逐利润使得资本要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无情的扩张。从被称为“全球化1.0”的大航海时代伊始，先后出现了“全球化2.0”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和英镑时代和“全球化3.0”版的美国和美元时代。显然，直到“全球化3.0”版，主导着这盘“全球化”大棋局的，一直是西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集团的联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依然一手持剑、一手持钱，得心应手地在下着这盘大棋。它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使资本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每一领域，最终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子”。当然，是一个由它们主导着一切的“村子”。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西方比其他所有文明都率先一步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因此，西方当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其中只有二战之后世界进入的冷战格局，似乎短暂地使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被挡在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之外，全球化似乎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事实上冷战不仅没有妨碍西方的全球化，相反，由于苏联和东欧阵营自封国门，自成一体，使西方得以借机解决了余下世界的一统山河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苏联自我解体时，世界其实已经成为西方统治集团的囊中之物。任何对其庞大无比的全球化权力的挑战——比如南美国家的发展、东南亚国家的兴盛、甚至日本的崛起——都被一场场同样由西方主导的经济、金融或货币危机轻松化解。世界似乎正在进入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盘大棋到本世纪初，似乎已经接近“官子”阶段。然而唯一令“阿塔利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历史性复兴。
不过，在谈及中国复兴，或曰崛起（我更倾向于复兴，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强国。只是中国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已）之前，我们先应该认清，在西方统治集团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利益并非绝对完全一致的阵营。
西方内部的两大阵营
在这盘棋局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线索时而合而为一、时而激烈对立甚至争斗，在争夺着全球化的主导权。我愿意举两个历史上的实例来解说这一点，我曾在另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勘破“特朗普哑谜”？》（刊于今年2月9日《新民周刊》）写道：
1845年6月8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葬时，人们发现，他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被认为是一位与试图控制美国金融与经济的银行家进行殊死斗争并取得了短暂胜利的人。
1961年1月17日，美国当时的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告别演说，他不得不警告美国人民而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们决不能让这一联合体的势力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我们不应心存侥幸。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强迫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艾森豪威尔则被认为是提出了美国民主体制要警惕被军工利益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位总统。
显然，金融资本与以军工为首的产业资本这两大股力量一直在“全球化”进程中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甚至发生殊死争斗，最终导致全球爆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化2.0”版进入高潮之际，恰好是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正在出现三大危机的时候。一是人口爆炸，二是产能过剩，三是原材料匮乏。于是，全球化正好提供了一个最佳尊龙凯时平台入口的解决方案：多余人口向外移民、殖民；开拓海外市场；掠夺海外各种资源。当时金融资本尚远未走到所谓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向全球实行扩张还是产业资本力量。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当时还是西方内部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
但很快，金融资本开始了自身的全球化进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扩张，而在于抹杀了国界的扩张。产业资本必须通过竞争甚至战争（从经济贸易战到真正意义上的热战）的胜利而获利，因而大英帝国需要殖民全球才能牟取利润；而金融资本则只须通过战争本身就能够获利；其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攻城掠地，而是占领金融高地，也就是捍卫美元的霸权。也就是说，产业资本还有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比如军工资本只能通过国家来获取利润），而金融资本则已经突破了这一局限：谁在打仗、甚至谁将打赢都不重要，重要是金融融资方式和手段。于是，金融资本的利益，与产业资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岔道。而以美国和美元为特征的“全球化3.0版”则已经是金融资本为主的全球化。
正是金融资本为主的“全球化3.0版”导致今天世界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球化”是今日世界之“纲”
今天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似乎乱成一团。但我认为，这个“乱”是有着一个明确的“纲”的；这个“纲”就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
从表面上看，当今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甚至有可能发生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多不胜数：伊斯兰恐怖主义、欧洲难民和非法移民危机、西方内部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欧洲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摩擦、西方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摩擦……然而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有一个明确的“纲”，这个“纲”就是全球化。全世界围绕着对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明确形成了隐形的两大阵营。只是，这两大阵营是犬牙交错的、甚至经常是重叠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应该强调的是，全球化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西方的概念、西方的预景、西方的目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影响着全球化本身的发展趋势。
我们恰恰看到，正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法三大国——内部，对全球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野和冲突。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区域性武装冲突基本上都与美、英、法三大国有关，因此分析这三大国的动向，能够使我们大致理解目前西方内部政治力量对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何等样的变化。
美、英、法三大国内部都出现了两股强大的势力：极右翼与极左翼。美国的特朗普与桑切斯、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等都是非常鲜明的例子。他们的出现几乎都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强烈的反弹。西方的政治色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形成一个色谱光环，极左与极右在“反全球化”的议题上被连接在了一起。于是这个光环就成为一半是反全球化力量，另一半则是支持全球化力量。这一点我们几乎已经可以在所有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形态中观察到。
这一光环的形成，对西方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动向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西方社会阶级划分已经开始不再以财富和生产资料的拥有来作为唯一标准，而出现了同为全球化“受害者”的资产阶级（即产业资本）和无产阶级（即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劳工或中产阶级阶层）构成新的政治同盟的现象。它们共同反对的对象，是竭力主张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资本。之所以从欧洲到美国均出现“占领华尔街”“ 黑夜站立”“ 愤怒者”等各类反金融资本的社会运动，其指向都是一致的。甚至连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当年在竞选时，为了获取左翼无产阶级和右翼产业资本的支持，也公开宣称，“我有一个对手，就是金融资本……”
这一新的政治同盟的“反全球化”倾向在英国表现为脱欧公投（尽管在最近的英国大选中出现了反弹，但总体趋势并没有逆转），到了美国则表现为从未从政的“黑马”特朗普成为一只“黑天鹅”当选美国总统，这无疑是“去全球化”的一个最为明确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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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国总统大选则是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两股政治势力的一次新的决斗。马克龙作为直接来自金融资本集团内部的候选人（马克龙曾在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任职，因而被认为是“银行”即国际金融资本的代表），通过种种竞选手段，最终赢得了大选，使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浪潮在法国被遏制。这一遏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实际上鼓舞了西方选举民主国家内部所有支持全球化政治力量的重新聚集。事实上，法国马克龙的当选，几乎就使默克尔在今年9月份的大选中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地位；也对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起到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减少了10席，使保守党将无法独立组阁），显然也是马克龙当选的冲击余波……
这一系列事件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西方世界正在形成以对待全球化立场为分野的隐形对立的两大政治力量板块。这两大政治板块正在替代传统的“左翼”“ 右翼”的政治划分，这提醒我们，对于世界的判断和观察的标准出现了改变。为什么会出现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激烈冲突？用传统的左翼、右翼或东方、西方的政治分析来研判，我们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当我们通过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持特朗普上台的力量就是传统的产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具有反全球化的一面。特朗普出访的首站选择沙特阿拉伯，其意非常明确，就是为了1100亿美元的巨额军火交易，直接为美国军工产业输血。而拉拢盟国、强化北约来为美元霸权而战，为驱赶美元流向而战，在特朗普看来，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做法。因为那样将把实体经济赶到中、德等制造业大国那里去。尽管这会给金融资本带来几乎是无本万利，但却会带来失业率高涨的“副作用”。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这是绝对不可取的臭棋。
“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是新出现的现象，但其实在二战前夕就已经存在，而这次是分野最明显的一次。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为标志，西方主要国家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两大分裂阵营。不仅资本和劳动两大力量对立对抗加剧，而且资本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已然分道扬镳的两大阵营。以金融等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继续支持全球化，而以军工等实业资本为主的“民族财团”则强烈反对全球化。而从资本的对立面劳动阶层方面来看，全球化对其带来的伤害更为直接；因而凡是出卖劳动力的阶层，包括广大的中产阶级都是反对全球化的。这使得产业资本在美国大选中赢得了重要的几个洲……产业资本是一种实体制造业经济，如军工、航天航空、汽车、房地产等实体制造业“民族”财团。与国际金融资本（以及石油、医药等“跨国”公司）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它们来说，要么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力，能够与中、德等国家的制造业进行竞争；要么就是拒绝来自有制造业竞争能力的国家的全球化。因此当全球化导致了它们面对来自中国或德国这样的制造业的强有力竞争时，美国产业资本被逼到了墙角。因此它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全球化。而对于美国的金融资本而言，则完全是另外一个现实。
国际金融资本本来就没有“国界”，相反，它需要金融资本能够更为方便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需要廉价劳动力而支持移民（包括支持合法与非法移民，也包括支持欧洲接纳难民），支持欧盟一体化、反对俄罗斯而支持全球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资本对恐怖主义现象也不在乎，有时恐怖主义还是驱赶金融资本流向的一个有力工具。因此，金融资本全力支持全球化。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尖锐对立，使全球目前形势和二战前有点类似。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不到10年时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到今天也已接近10年，根据各国均在急剧出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形势判断，今天的世界也已进入了非常危险的阶段。
全球化严重削弱西方政权的实际权力
导致世界出现各种乱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源于全球化，即西方各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被削弱至历史之最。
全球化使西方国家政府的实际权力几乎烟消云散，远非18、19甚至20世纪时西方各国政府的权力可比。特别是对欧洲而言。欧元的出现使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货币权实际上被转移到欧洲中央银行——也就是国际金融资本手中。这使得欧洲各国政府甚至无法控制本国的预算和赤字。全球化使得西方各国经济普遍处于开放状态，以至于其政府对无法通过对本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一方面因地方分权而不再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另一方面则面临来自全球化导致的外国企业的残酷竞争。其结果是政府几乎没有了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发言权。西方国家过度的私营化也使国家无法再施行有利于国家的工业政策（特朗普恰恰是想收回基础设施和工业政策这两项政府权力）……
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市场本身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西方国家内部的一切，从经济到政治，几乎都受到自由市场的左右。比如马克龙政府上台后，意欲重振经济。怎么办？首先就要看市场。因为市场自由竞争的需要，法国就必须降低工业制造成本，就需要通过新的劳动法，需要大幅削减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也就是要求民众勒紧裤腰带。也就是说，政府的作用沦为为市场服务、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境地。又比如，市场需要西方国家拥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过高的生产成本。于是欧洲政府不得不对来自外部的合法与非法移民乃至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敞开大门，尽管这么做虽然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远远超出其带来的好处：本国人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来自外部宗教信仰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移民和难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对此，西方各国政府基本上没有任何有效手段来应对，因为它们失去了必要的权力，而不得不听从于市场的需要。最根本的，则是西方国家普遍都是选举国家。选举需要两大工具：金钱和媒体。而两大工具则恰恰都掌握在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手中。
正是因为西方政府的传统权力被严重削弱，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与民众普遍利益相反的动向：由于市场的需要，全球化正在渗入其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如健康、教育、司法、警察、外交等；这些领域，利润正在成为至高无上的追逐目标，而民众不得不为此而支付越来越多的金钱。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导致市场在深入甚至连司法管辖权力的领域，如犯罪、卖淫、器官移植、武器交易、诈骗等领域；君不见，美国甚至将战争也外包给某些公司……
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财富在不断地积累，社会变得越来越富；但与此同时，贫富差别也同样不断地在扩大，这既表现在一国之内，同时也表现在世界各国之间；金钱的绝对权力和短视致富行为日益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这导致能够使人类获得长期利益的某些无利可获的事业则越来越无法坚持下去。而另一方面，则是将人类的一切都商品化、市场化，甚至将生活中最为重要、最为可贵的东西都变成商品，比如人和生命本身。
这些现象导致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
四大力量板块、三大冲突源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四大力量板块。认识和分析这四大力量板块，有益于我们在全球化遭到强烈质疑的当今世界推行中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或曰“全球化4.0版”。
首先是西方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其标志就是支持和反对全球化。两者之间已形成非常尖锐的对立。这一点前面已详述。
第三大力量板块是则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不仅是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如果我们应对正确的话，这一因素就可能成为正面因素；而一旦我们应对失误，它也有可能成为巨大的麻烦。伊斯兰世界虽然在工业化和宗教的现代化、世俗化道路上似乎是失败了，但是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四大优势：它的信仰非常坚定；伊斯兰世界非常团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其强大的生育能力远胜西方，这将会成为未来力量对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而且伊斯兰势力已经渗透到欧洲内部。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板块，正在形成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巨大摩擦，尤其是与犹太—基督教的西方和以色列。
第四大力量板块就是崛起中的中国（以及目前通过上合组织与中国联手的俄罗斯等国）。中国奉行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其和谐文化也使得它愿意和不同性质的国家都友好相处。二次大战结束至今，中国第一次对全世界而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全球性作用的角色。
这四大板块力量目前正主导着世界各地的主要活动的发生。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存在，同时也有尖锐的矛盾。我们需要认清的，是这四大板块力量的现状和未来趋向。西方内部两大财团的板块力量争斗曾经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世界要比二战前复杂得多，从四大力量板块来看，世界形成了三大冲突源。
一是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角力，这一角力混合着阶级、种族、宗教和历史之间的复杂的矛盾。
二是伊斯兰和犹太基督教冲突，这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两股力量从长远而言，很难预料结局。
三是中国和西方的反全球化力量的冲突，其中主导着这一冲突的是意识形态矛盾、对地缘政治主导权的争夺以及对本国国家利益的捍卫。
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唯一一个“无法消化”的因素，而今天又主动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版本：一带一路倡议；因此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将我们自动化为西方反全球化力量的直接“敌人”。
我们心里必须有数的是，西方近五百年来遭遇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对手，恐怕就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军事上无法解决中国，金融上也无法“消化”中国。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正在以超过十亿人口重级别的分量，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工业化革命。如果中国能够继续这样和平发展三十来年，也就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的2049年，中国将毫无疑问地会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国家。但问题是，西方是否愿意看到这一幕的出现？
西方内部两大板块力量目前正处于自我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两大板块力量也同样存在着利益一致之处。如果西方金融与产业资本在外部找到共同敌人，则非常可怕。它们现在正在寻找共同敌人，伊斯兰有可能成为这个目标，但也有可能是中国。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所以中国在西方内部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和中国利益趋于一致，但也要注意到这股力量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制约。但利益分野从来不那么清晰，西方内部两块都存在利益重叠和分歧的部分。
中国主导的“全球化4.0”：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撼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埋葬“全球化3.0版”。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将人民币推上国际舞台。这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用学者王湘穗提出的“币缘政治”的说法来形容， 就是中国在不挑战美元霸权的前提下，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圈子。这无疑是一个将会对整个世界全球化格局和方向带来重大变化的方案。尽管目前在西方舆论的围剿下，这一点尚未被全世界所理解，但这是一个迟早的问题。如果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版”是一个金融霸权的全球化模式的话，中国主导的“全球化4.0版（即一带一路）”则将是一个带领全球共同走向工业化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全球化甚至对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也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的。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为美国的产业资本同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一点，甚至连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也已经看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上台前曾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 不公平竞争国”……而在他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后却派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论坛的原因。
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而言，这既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挑战，但也是一个诱人的合作机遇。我们看到，欧洲迄今为止仍在犹豫之中。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欧归来后中欧发生的贸易摩擦充分证明，欧洲尚未做出前进方向的选择。
历史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路标依然是“全球化”。只是，这一次，路标所指的方向却是东方。以此来解释今天世界的“乱象”，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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