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朋友圈-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鲁迅说：“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敲打。”

　　瞿秋白、茅盾、萧红、柔石、内山完造……他们身份不同，却都活跃在鲁迅的朋友圈。在鲁迅的会客厅里，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成为了鲁迅生活中的一部分。

朋友：寂寞生活中的调味剂

　　在山阴路上，住着许多鲁迅的挚友。

　　在山阴路145弄，住着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尾崎秀实。尾崎出生于台湾，所以他的中文非常流利，对于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1928年至1932年间，时任东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的尾崎在上海与中国左翼作家交往甚密，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他还曾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

　　比尾崎秀实出名得多的自然是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因为他经营的书店而闻名于世。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时候，他过着一种半封闭的生活，迁居于大陆新村，鲁迅的生活习惯依旧没有太多的改变，依旧是位超级宅男。虹口公园（即今鲁迅公园）离此很近，可是他却极少光顾，偶尔，会去看场电影，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喜欢与书籍为伴，读一下鲁迅日记就知道了，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那家内山书店。内山书店在山阴路和四川北路的交界处，而内山完造本人则寓居于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3号。在日文中，千爱里有爱之千家的意思，这里本是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建造的日式新里弄房住宅区，主要住的是日本侨民。所以连小区的名字也日本化了。这块占地1.54万平方米的小区，可以说是山阴路最好的地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早就虎视眈眈，20年代，趁民国政府软弱无力之时，日本向觊觎已久的这块地下手了。他们在这里建造居住区，甚至一些日本海军高级军官也住在这里。“八一三事变”之后，大量日本侨民沿四川路涌进虹口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虹口，山阴路自然也难逃厄运，成了“日控区”。比如兴业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开发商浙江兴业银行才将其收回，之前，它一直是日本使馆的宿舍。

　　除了日本友人，对鲁迅来说，中国的作家朋友也是他寂寞生活中的调味剂。1933年4月14日，也就是鲁迅从四川路的公寓迁往大陆新村的第三天，他的老友茅盾前来他的新居祝贺他乔迁之喜。鲁迅就对茅盾说：“你为什么不搬过来呢？这里还有空房。”茅盾问：房租几何？鲁迅答：六十元。要知道，这是个非常昂贵的数字，在上海，也就是鲁迅这样的顶级名作家租得起。茅盾倘若没有出版畅销书《子夜》赚了一大笔版税，恐怕就做不成鲁迅的邻居了。幸好有这样一笔钱，他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搬到山阴路132弄6号（原施高塔路3弄29号），主要还是觉得“同鲁迅住得近，遇事商量也方便”。确实，茅盾搬到山阴路之后，与鲁迅的联系更为频繁，只是鲁迅来茅盾家少，茅盾到鲁迅家去坐坐却是常有的事。鲁迅第一次到茅盾家还是因为茅盾夫人孔德沚的邀请，她对茅盾说，大先生从未来过我们家，现在住得近了，你一定要请大先生吃一顿我亲手做的家乡饭。那天晚上，鲁迅来了，许广平因为周海婴生病而没能到场。

鲁迅与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山阴路住了两年，1935年3月，茅盾搬往信义村。搬家的前一天，茅盾到鲁迅处与鲁迅辞别。当天，茅盾觉得鲁迅心情不佳，就站起来向他告辞。没想到鲁迅拉住他，对他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秋白被捕了。”

　　瞿秋白是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挚友之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把清代何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可见两人亲如手足的情谊。

　　说起来，为两个人友谊牵线的是俄文。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正继续俄文翻译的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对鲁迅，瞿秋白也是非常崇敬，他对鲁迅的文字非常喜爱和熟悉，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为鲁迅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瞿秋白的这篇序言中系统分析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及整个思想、文化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杂文的价值，可以说，他是最懂鲁迅的朋友之一。

　　1934年，瞿秋白接到党的通知，奉命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5年3月被国民党武平保安团所俘，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就在离开鲁迅故居几步开外的地方，是瞿秋白的故居（山阴路133弄12号，原来的东照里）。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失去了党内的领导职务，既要躲避国民党的明枪，又要提防王明“左倾”路线的暗箭，一时间危机重重，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经常投奔鲁迅避难，鲁迅就让内山完造为瞿氏夫妇在山阴路上定了一套房子，就在鲁迅家的对面，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但事实上，瞿秋白在这里只住了三个月。

　　自从瞿秋白到苏区后，鲁迅、茅盾等当年的旧友就一直担心他的安危，茅盾深知，瞿秋白这次被捕，凶多吉少。

　　秋白终究还是就义了。鲁迅、茅盾、郑振铎等瞿秋白生前好友决定整理出版一部瞿秋白的文集。9月4日，鲁迅约茅盾到他寓所，茅盾赶到时已经是掌灯时分，鲁迅轻轻拍着两大摞的原稿说：“都在这里了。”茅盾一看，心里估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万字，怎么编呢？鲁迅说：“之华的意思是先出著作，因为这些是秋白的心血结晶，比译文重要，我则认为译文收集得比较全，编选也容易，著作则编辑困难甚大，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不如先将译著出版，一面继续收集作品。”鲁迅把裁决的重任交到茅盾的肩上。茅盾笑着说：“裁决我不敢当。”最后，茅盾还是同意了鲁迅的意见。

　　鲁迅为挚友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呕心沥血，而这一年，也正是鲁迅沉疴不起的一年。

　　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从没间断过的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内完成了亡友60万字的译著遗文的校对工作，并用与朋友们募集的印费，把这部书以瞿秋白的别名“史铁儿”的名义出版。1936年7月17日，面对这部书下卷排版工作的拖沓，鲁迅在致杨之华的信中悲哀地写道：

　　秋的遗文……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

　　遗憾的是，鲁迅先生还是没有等到下卷出版就离开了人世。

提携青年朋友

　　在上海期间，鲁迅已是文坛明星，收入高，交际广，朋友多，还组织了“左联”，饭局和留饭——也就是居家请客，多了起来。加之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各种美食汇集之地，恰好满足了鲁迅的胃口，光顾过的餐馆有记载的至少75家。

　　在鲁迅家吃饭的，以进步青年居多，萧红、萧军是吃得次数最多的。萧红还给鲁迅做过东北名吃“韭菜盒子”。虽然做得不太好，鲁迅却爱吃极了，想多吃一个，还得向许广平请示。萧红是鲁迅家中最后一个留饭的客人，为她赴日饯行。怎知三个月后，鲁迅因病辞世。

　　1937年，上海的万国公墓，一位青年女子祭拜着鲁迅先生，她神色肃穆，低头不语，眼中饱含着悲伤的感情。这个青年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以《呼兰河传》驰名于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女士。在这里面的那个留着一字胡的男人，是她的良师益友。

　　当萧红和她的丈夫萧军来到上海时，囊中羞涩，举目无亲。当鲁迅见到他们，他不仅没有嫌弃这两个落魄的年轻人，还取出了20块钱递给他们救急。在当时，这20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鲁迅的这笔钱对二萧来说正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因此萧红萧军对鲁迅更加敬重，三个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两个人干脆将自己的家搬到了鲁迅先生家附近。

　　两位年轻人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提携。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文字，极力推荐她的作品。萧红也很快成为了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鲁迅不仅帮助了萧军和萧红，还对木刻情有独钟。萧军曾说：“在30年代，鲁迅先生的两只手，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艺作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刘岘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鲁迅非常看重版画艺术，他觉得“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最适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1930年，杭州艺专“一八艺社”的学生在鲁迅的关怀下开始木刻创作；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从此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拉开帷幕。鲁迅逝世后，这些木刻青年有的留在国统区，从事抗战版画创作和抗日宣传，江丰、沃渣、胡一川、力群、刘岘、陈铁耕、黄山定、叶洛等则陆续奔赴延安。抗战版画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战略眼光。

　　30年代初，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刘岘，沉迷于木刻版画，“一天到晚都在木刻，平均每天一幅，刻好就印”。从《鲁迅日记》记载的情况看，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刘岘与鲁迅之间来往信件达51次。刘岘不停地把自己的习作拓印出来，送给鲁迅请求批评、指教，鲁迅“总是谈得那么热情、从容，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刘岘的《无名木刻集》，请鲁迅先生写序。拿到先生的序言后，他本来计划把鲁迅手写的序言，用木刻版画的制作方法，“反贴一块木版上，用雕刀刻成阴字，但由于经验不足，在木刻的过程中将手书的宣纸稿摩擦烂了，未能刻成”。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青年，“不加考虑地又给先生写了信并附上透明打字纸请先生重写”，鲁迅先生不仅没有怪罪，还很快重新写了序言，称赞这些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1934年初，鲁迅亲自编辑、自费出版的中国原创木刻集《木刻纪程》，收入木刻24幅，木刻的作者为一工（黄新波）、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青桢八人。在这本木刻集的序言中，鲁迅对木刻青年创作提出了希望：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