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乃20世纪中国人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风气涤浪，鲁迅先生功莫大焉。五四伊始是自发甚至偏激的反帝爱国行为，最终演变为思想解放、民智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所谓“洪流何浩荡”，其中的转折和导引多来自鲁迅和他的作品。钱理群在《不应该被遗忘的鲁迅》中评价“第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如果没有先生，中国文化未免太单调，新文化运动更少了一位真正的旗手。
旗手难免是小众的，孤独的，易受对手乃至同伴们的白眼和嗤鼻，旗手“成了游勇，布不成阵”（《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年）。鲁迅是思想上先觉者，实践上先行者，文化上先知者。但他的先进、先见却让他在五四前后似乎不近人情，难以接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文章刻意尖锐、晦涩乃至破坏规范，又使得任何时代阅读鲁迅都需要极大勇气。但每一次，都绝不会空手而归。
鲁迅是一个本体。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还是思想家、艺术家、文化学者，不同于他人，又高于旁家，这才是旗手。他虽然名扬天下，但自始至终都很寂寞，“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虚”（《野草·题辞》），真正去接近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而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自己的著作多得多。在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以其作品为经纬，尝试去读懂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鲁迅和其意义，是为最好的纪念，“莫道青山便遮断，春风浩荡没津涯”。
“狂人”一出，四海惊怵
1918年5月，一篇署名“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就是《狂人日记》。在此之前，周树人在民国的文坛、思想界非翘楚，代表作品只有十年前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惨遭销量滑铁卢，印数上千，卖出二十。《狂人日记》一反鲁迅之前作品“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理解”（蔡元培）的毛病，用白话文近似“疯狂呓语”地揭示封建礼教的“吃人”。能几十年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在几乎所有中国青年心中摩挲，意义已无须赘述。抛开其批判的硬核，读者会有趣地发现“迫害症”“白月光”“救救孩子”这样的当下流行语，早也在鲁迅笔下。
“狂人”一出，在当时昏沉困顿的社会无疑是当头棒喝。沉溺于抄古碑的周树人起初并不愿意参与新文化运动，他深知改革变心之不易，但他却目睹北京菜市口被砍头的犯人、麻木的看客以及蜂拥上来争抢“人血馒头”的亢奋。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先生心里在犹豫，在激荡。钱玄同来邀请他加入《新青年》杂志社，他抛出了“铁屋”譬喻，这是和柏拉图“洞穴喻”(allegory of the cave)一样有着深刻的真假、破立、死生、知行观的中国思想录。这也促使鲁迅终于满地打滚，痛写“狂人”。
电视剧《觉醒年代》就是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狂人日记》刊发后，一众新文化的干将在北大更是击节赞赏，惊为神作：蔡元培说，“我就感觉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猛地一击……忧愤而深广”；胡适说，“字字戳心”；陈独秀说，“豫才是大才，我早就说过，应该不只是敲桌子，应该把豫才叫过来，我要当面亲吻他”。所有人都承认，这篇《狂人》和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样，在每个人心里面都燃起了一团火。
新文化中其他先锋，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的确比鲁迅先占领阵地，痛击封建制度，也成体系地介绍西方思想，反思中国现时社会，《新青年》的诞生就是最好佐证。然而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理论家，评论者，有着庞杂而果敢的政治意图。但鲁迅不是。他不像陈独秀等乐观冲动，多次撰文说自己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社会由此而改变；深刻怀疑精神里面藏了一个彻骨凉意、特立独行的文学人，思想家。
更重要是，《狂人日记》的出版，让新文化运动从“务虚”的恳谈讨论变成了文学的讨伐，让新文化运动从新诗引领风骚转而为白话小说的全面介入。这是在语言、文体、思想和社会效用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觉醒年代》中，胡适担心《狂人》过于激烈，陈独秀则戏谑，此文对国民性的批判最深，怕是“抢了你这个倡导白话文的头功”，可见一斑。
同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的《我之节烈观》，更是提倡男女平等、抨击害人妇女节烈行为的雄文。其中开头就驳斥了所谓“世道浇漓，人心日下”托词下各种伪君子批评世风，放过自己丑行的借口，让中国诸多男子无地自容。之后用“疑问体”反诘（一）不节烈如何祸害国家（二）女子何以要承担救市责任（三）表彰节烈有何效果。种种社会怪相，症结就在于女子是男子的私有物品，被任意支配。而一个月后，《随感录二十五》则将把矛头指向孩子教育，“早娶妻，早生子，多子多福”是封建落后伦理观、生育观，其中忽视的是“人”的萌芽。此言此观，今日依然独到。
铁屋的《呐喊》，最畅销小说
《狂人》之后，鲁迅一发不可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篇篇击中时弊要害，振聋发聩，俨然已自成一个批判和揭露的小体系：《孔乙己》(1919年4月)写出旧礼教下迂腐而穷困的士人，“窃书不能算偷”，“回字还有四样写法” ；《药》(1919年5月)中“鲜红的馒头”至今仍提醒社会前驱者被看客们消遣后的余孽，精神疗救远比生命康复重要百倍；《风波》(1920年9月)那句“一代不如一代”深深戳痛了保皇党心中的“辫子梦”，却变成了社会达尔文论最好的注脚，嗟叹年轻人之不堪；《故乡》(1921年5月)聚焦阔别廿年的土地，没有任何进步，“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其中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已成现代文学的经典；《阿q正传》(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连载)更不消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每个中国人内心遮羞布的逼问，“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却是可鄙的共情，假洋鬼子更是媚外的翘楚，深入人心。
所有这些都编入了1923年出版的《呐喊》。所有这些几乎都以虚构的“鲁镇”为背景，但又都是作者熟悉的故乡，国人熟悉的故土。虽大部分刊发于《新青年》，但不代表鲁迅附和同仁们，也不代表他就加入了特定的流派，反而有些格格不入，故，才有著名的“铁屋”譬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希望于鲁迅是“我之必无”，于钱玄同、胡适之、陈独秀等则是“他之所谓可有”。所以“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一场本可以向社会底层发展的思想解放的五四运动短短几年便偃旗息鼓，鲁迅心中的确困顿。但鲁迅矛盾而启发的一面是他“呐喊”而并不绝望，尤其对平民，对普罗大众，他的可贵体现在：极大的同情，但也绝不美化和理想化。
《狂人日记》总结“四千年历史”无非就是“吃人”二字；《呐喊》则是鲁迅辉煌期的开始，李大钊收到赠书后评：“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研究指出，在中国现代出版业方兴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呐喊》的出版具备标志性意义。据王世家等统计，新潮社与北新书局一共将《呐喊》印刷了24次，总印数无法估计，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图书馆、收藏单位或个人能将《呐喊》24 版印本收集齐备。”保守估计，“到了1939年的《呐喊》第24版，其单行本总印数恐怕将逾10万”。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是新文化运动中当仁不让的启蒙读物，旗手正式登台。
矛盾而怀疑，新文化的多面手
旗手难免会被神话、物化，鲁迅也难逃生前身后的各种小心思。先生经历了自日本归国后相当长时间的沉寂，结教育部小官僚式之不甘，郁录古碑、阅古籍、哀时局之块垒，《狂人》横空出世，《呐喊》无声惊雷，而其真实内心始终为世人隔阂。新文化运动虽然让“鲁迅”的声名响彻神州角落，但先生自己深知，“热闹是他们的”。1925年，中共党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声援北京女师大学生的斗争，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此时他虽然是战斗的，但五四的余威已荡去，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各处混战，民众根本没有从共和体制中汲取任何养分，身子与思想依旧贫弱。鲁迅此刻是深刻怀疑的，他写下“约翰穆勒说： 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南北朝诗人谢朓此句可衬托先生彼时心境。1919年前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风云人物过早投身现实革命，昔日的朋党同僚陷入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唯有不断写作和批判的春情舒放，不可辜负。我们熟悉的鲁迅是桀骜不驯，睚眦必报，对封建礼教、旧时传统、人性丑恶、国民批判容不得半点沙子；但这只是冲锋在前的某种片面，鲁迅的复杂和庞杂，远非几个概念和系列小说能囊括。
先说传统与叛逆。“大多数研究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实际上鲁迅和传统有很深的关系”(钱理群)。看起来先生对传统文化批判猛烈，但骨子里他很传统，也最了解，既深知其优长，且身体力行地发扬。他认为和自己最像的中国历史人物是阮籍、嵇康，他不遗余力，经年不断地修补《嵇康集》；《鲁迅日记》中很多记载：1921年二三月又校《嵇康集》，1922年2月8月又校《嵇康集》，1924年 6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凡此种种，都寄托了先生对魏晋风骨人物深恶世事，超然人间，心游万仞的渴望。他内心的“硬骨头精神”不仅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更是“广陵散”的毅然绝唱。
再谈中外辩证。大家可能熟悉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的惊世骇论“我以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为而已”，其实这只是应邀在必读书单中的附言，真正的书单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京报副刊》)。鲁迅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和兄弟一起合编《域外小说集》之事犹在记忆，怎么就不曾留心过？鲁迅阅读广又深，他对日本小说和诗歌涉猎巨大，如1920年译小路实笃的戏曲《一个青年的梦》，1924年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由此更涉及欧洲经典，尤其是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的版画，鲁迅深深服膺，这一半来自他幼年临摹古典小说中的绣像画的经历，剩下则来源于对艺术的敏感。他特别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列思想，1920 年中，鲁迅就接触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后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还购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连经典的《狂人》的“日记体”也是源自西方现代文学，其序又是不折不扣的文言风格。
三论《野草》。鲁迅上述那些小说，早早就进了义务教育的体系，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圭臬。而从文字、思想来看，深邃幽远的代表则是散文诗《野草》。对其解读，也要放在新文化的大背景下。鲁迅自己写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24年9月15日第一篇《秋夜》诞生，共23篇瑰怪冷峻而意境清奇的作品，构成了鲁迅非常自我、恣意妄为的一面。小说要“须听将令”，自己的《野草》则野蛮生长。他把中国文字的游戏性、装饰性、音乐性、陌生化、情绪化发挥到极致，例如几乎成为阅读理解经典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再如影子的呢喃“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影的告别》）。整个文集就像黑色的眼睛在色彩斑斓中看着你，无处可逃。
鲁迅在《小杂感》中有一句，“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他复古、现状、革新都不要，因为不理想，但他都在践行，因为无路可退，“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过客》）。所以他写作，他翻译，他编辑，他出版，他版画，他设计，他讲座，他教课，他为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珍不珍惜似乎变成了当代人的命题，不过先生其实也并不在意。（撰稿 马纶鹏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链接：鲁迅笔下的经典人物（整理：anne）
压迫者们。如《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风波》里的赵七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和白举人等。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代表了“权威”，代表了旧时代、旧文化，但让人觉得可鄙、可恶。
帮闲者们。如《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药》里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祝福》里的卫老婆子，《长明灯》里的方头、三角脸、阔亭、庄七光等。他们像嗡嗡嗡的苍蝇，到处乱响、无所不在，使人心烦而挥之不去。这类人既可以是帮凶，也可以是庸众，他们是随大流的墙头草。
不幸、不争的大众们。如《药》里的华老栓，《祝福》里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等。他们命苦但逆来顺受，求人血馒头、捐门槛、盼望明天，而其实终归无法改变无望的人生。他们仿佛河底的淤泥，无声无息，却正是社会的“多数派”。
旧文人们。如《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等，都因循守旧，沉溺过往。他们陷入了昨日的世界，于是被时代抛弃了。
消沉的知识分子们。如《孤独者》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维甫，《伤逝》的涓生等。他们一开始都心怀理想，但最终意志消沉。理想一旦失去动力，人就很容易蜕变，这恰恰是当年不少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革命者们。《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花环，也算是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吃人”的历史，有着气吞山河的勇武；吉光屯的“他”一定要吹熄长明灯，也显出相当的毅力和果决。不过，在顽固守旧者看来，他们更像是精神病患。
亲爱的人们。如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长妈妈等。他们有“人气”，他们的出场，似乎被着意笼罩在古典中国的乡村田野的安宁氛围之中，杜绝了现实的有害物质的侵蚀（其实，要不是中年闰土变了样，少年闰土的形象，应该也是归在这一类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