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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以来，我国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良渚古城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一次次轰动全国乃至于震惊了世界，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

　　经过岁月的洗礼，这些遗迹有的曾被深埋地下，有的只剩下断壁残垣。而所有被发掘的历史遗迹，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考古资料，在用无言的方式诉说着真实的历史，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重新醒来，重现在世人的面前。

成都金沙商周遗址

　　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尚未破解，成都金沙商周遗址的发现又令这一谜团更多扑朔迷离。

　　2001年2月9日下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入成都金沙商周遗址现场组织发掘。经过9个多月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再加上近几年在蜀风花园城北面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这里，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考古人员发现，金沙遗址有着一定布局结构。遗址的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则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考古人员清理和发掘出土大量精美的重要文物，可以说一点都不逊色于三星堆。

　　这2000多件出土文物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金器。从金面具来看，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说明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不过，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高约22厘米的大型玉琮，其造型风格却与江南的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此外，还出土了400多件青铜器，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

　　还有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这件器物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

　　雷峰塔我们都很熟悉，《白蛇传》的结尾，白蛇被永镇雷峰塔下，上演了经典的悲剧神话。鲁迅的名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因收入语文课本，更是家喻户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雷峰塔已属于遥远的过去，而忽略了它作为文物的存在。

　　雷峰塔为吴越国王钱俶供奉“佛螺髻发”而建，初名“皇妃”塔。北宋开宝五年（972）开建，太平兴国二年（977）完工，宋宣和、明嘉靖两次遭火焚，1924年9月25日倒塌成废墟。这么多年来，雷峰塔的残骸就这样默默躺在杭州，乏人问津。普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这倒塌的废墟之下，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2000至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刻佛经、铭文砖、建筑构件及佛教遗物，吴越国王钱俶手书的《华严经跋》及南宋《庆元修创记》残碑，是解读雷峰塔身世的重要史料。

　　地宫一共出土七十七件（组）编号器物，像供奉“佛螺髻发”的纯银阿育王塔和鎏金银垫、盒、腰带等金银器放置在铁函内。鎏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玉善财童子像形神俱佳。“光流素月”瑞兽铭带镜，镜面錾刻精美的线刻画，为后世留下了罕见的艺术珍品。

　　鎏金纯银阿育王塔，通高36厘米。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每面一个，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宝首、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

　　鎏金铜毗沙门天王像2001年杭州雷峰塔遗址地宫出土，通高5.2厘米。佛教护法四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据佛教相传，毗沙门天王经常守护佛法，维护如来道场，由此常得如来说法，所以称之为多闻天，梵语称毗沙门。像为身穿甲冑的武将，左手托塔，右手持戟状兵器，立于云端，异常威武，体现出当时极高的造像水平。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2004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以及大型夯土基址、车辙、绿松石器及其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夏代的宫殿遗址，因此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最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其中至少存在2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而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夯土工程和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在此期仍属高规格的大型聚落。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上述发现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的汉废帝刘贺的墓葬，是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甫一发现就轰动一时，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昏侯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考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代表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展示水平。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部门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历时5年多，考古工作者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

　　2016年3月2日上午，考古人员在首都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确认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此前一直猜测的第一代海昏侯——汉废帝刘贺。考古专家主要通过木椟、金器及一枚印章最终确认墓主人身份。会上，专家确认，经过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海昏侯墓所发现的三重证据最终确定墓主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公元前92年—公元前59年）为汉武帝之孙，曾被扶上帝位，但27天后即遭废黜，成为西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被废后，先贬山东昌邑，再贬江西海昏，一生经历帝、王、侯的跌宕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之多，也是近期罕见的。这1万余件出土文物中，包括大量金器，光铜钱就有十余吨，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2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等等，都是汉代考古文物珍品。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这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

　　海昏侯出土的金银铜器不仅规格高，海昏侯墓还出土了约5200枚竹简，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六博棋谱》等文献，特别是在其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

　　曹操墓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里到底是不是曹操墓？但因为争议，此考古发现也就备受关注，入选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距安阳市约15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从2006年至2008年，此墓葬多次被盗，当地公安部门先后破获四起对此墓葬的盗掘案件。为了抢救地下文物免遭进一步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中旬，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个墓葬虽然经过多次盗掘，破坏严重，但是仍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以出土的多枚刻字铭牌最为重要。另有兵器和墓主人的头骨、肢骨等残块。为我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了确认墓主人身份，国家文物局先后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有关专家，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专家们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出土铭牌铭文的内容、字体、出土墓主人骨骼的鉴定，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最终判断此墓的墓主人是魏武帝曹操，此墓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特别是那些带有“魏武王”铭文的文物出土，为确定墓主人为魏武帝曹操提供了重要证据。（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