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寻秘 刺桐夹道花开新-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十年前,83岁、祖籍泉州的余光中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在数着脚步走过阔别已久的洛阳桥后,他写下了一首堪称“泉州版《乡愁》”的长诗。开头的四句,是: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
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
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
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
泉州,上古为百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立闽中郡,泉地归之,闽越族酋长无诸所领。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在今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士族大批涌入。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置南安郡作郡治。
余光中《洛阳桥》里的刺桐花,可谓借物喻城。五代时期,割据闽南的留丛效扩建泉州,遍植刺桐,此地遂得“刺桐城”的别号。而由北宋名臣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跨泉州湾洛阳江入海口,素有“海内第一名桥”的美誉。桥下曾经碧波荡漾,而今却是万亩红树林,远远望去,飞虹浮在绿云上。
相传,洛阳桥的月光菩萨像,眉心尝嵌夜明珠一枚,为北宋番国捐赠。每逢月圆之夜,夜明珠便能照亮半个江面,过往船只遥遥可见。回想旧往“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澎湃气象,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奇,近在眼前。
2021年7月25日,亦即余光中重临故土十年过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世界遗产项目的总数,已达56处。
大会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等),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必系泉州。南宋时期,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激增到60个以上,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身为海上丝路的起点城市,泉州见证着“一个海洋帝国”的辉煌,见证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毫无疑问,“刺桐夹道花开新”的泉州是迷人的。而它之所以如此迷人,在于其面貌的双重性:世界的泉州,民俗的泉州。
“异域”与“乡土”的概念,恰蕴于花色鲜艳、生命力旺盛的刺桐所代表的那种意象里——对立与统一、持恒与绽放。
万神聚:“世界宗教博物馆”
日本nhk电视台制播的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1988年4月首播,“new age”的大神“神思者”(s.e.n.s.)配乐。第11集 《帆船驶向海之都》,一曲“海神”响起,解说娓娓道来:泉州湾的入口处,有一座六胜塔。当地人说,以前用油点着灯,现在,里头没有点灯的痕迹啦。但塔本身仍高高地矗立在海岸线上,成为了往来泉州湾商船的重要标识。……六胜塔的对岸呢,有保留着浓厚往日样貌的港口。……马可·波罗惊叹,“在这里,远道而来的印度船只装满了各种奢侈品,名贵宝石,以及珍稀的硕大的珍珠等,一艘接着一艘。从贸易额来看,刺桐城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镜头继而一转,关帝庙内,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边念着祈愿,一边把筊扔在地上占卜——若显示一阴一阳,则为“吉”;两面皆阴,则为“凶”。为了出海捕鱼的丈夫或儿子的安全,她们会连续地掷筊,企望上苍降下“大吉”之兆……
在泉州,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存在,通过家族和庙宇的各类祭祀、宗教活动,其与每个人缔结了血肉的关系。若以鲤城区西街(西街,相当于古泉州的根脉)的开元寺为中心,向西,基督教泉西堂与佛教开元寺隔街相望;向南,有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涂门街关帝庙、古清净寺;向东,有承天寺、元妙观和中山路泉南堂等;方圆一两公里范围内,本地先贤、佛教、道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各路神仙应有尽有,且相安无事、一派融洽(跑远一点,还有摩尼教等着你)。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开元寺天王殿内的一对楹联如是言道。此联为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所撰,1925年,在此驻锡的弘一法师重新手书。值得一提的是,寺内大雄宝殿梁、柱衔接的部位,共有24尊迦陵频伽,人首鸟身,持箫、琵琶等不同乐器,又偏有状如基督教天使的翅膀,十分“混搭”。总之,满街圣人、满街香火的泉州,的确容易让初到的游客大感新奇。在人们的印象里,21世纪居然还有一个保留着恁般浓厚、庞杂宗教文化的中国古城,委实有趣。
宋元泉州的商业社会,与形形色色番国来客的“面对面交往”,使得这座城市形成了一个欢迎不同文化碰撞、交汇的兼容空间;而“外国侨民若是之多”,俨然一股巨大的势力,又给泉州带来了各种外来的宗教。中与西,日月并行;新世诞,万神聚也。
罗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佩鲁贾,在寄回欧洲的信里写道: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于刺桐城捐资,修建了一座大教堂,亦为维持教堂开支而解囊。佩鲁贾说,作为传教士,他可以在刺桐城自由传道。这里还居住着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侨民,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
佩鲁贾不是“过客”。1332年,他在泉州去世,并在泉州下葬。他的墓碑,现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并曾于1992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上展出。
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推动泉州化身一座“世界宗教博物馆”。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认为,佛教与道教的融合愈发成熟,理学则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的合流。此外,在泉州,一些教义差异甚大的宗教之间,也出现了融合之势。王铭铭更于《刺桐城》一书中列举了泉州祠、庙、坛的组织,以及祭祀的详细情况。指出,至明清时期,在理学官方化的影响下,泉州的仪式和空间象征,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并以此营造出朝廷意图中的正统。
朝廷在城里设立铺境制度(“铺”,官方认可的基层行政组织;“境”,基于共同信仰和祭祀传统的民间空间);城市的“坛”(山川坛代表皇朝的“自然君权”,社稷坛代表国家,厉坛是惩罚的戒律),用来与外界、上天等交流,无不说明了“帝国秩序”的确认之前,敬畏鬼神、亲近宗教的土壤,重领域、重归属、重人情的氛围,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泉州独树一帜、尤显突出的文化特点。
绮丽谭:生死去来,棚头傀儡
“傍晚,趿拖鞋摇葵扇,逶迤两三步去东西塔下纳凉。凉茶摊,扁食担,碧绿的盐水桃儿,浇了红糖浆的热豆花三分钱一碗。”诗人舒婷的《籍贯在泉州》一文,是这么怀念“好时光哪”的。
来泉州,最好能像舒婷一样,喝手制的新茶,吃家传炒米粉。筷子向宴席上的龙虾鲷鱼英勇出击,心里寻思着大排档的牛肉羹烧肉粽元宵丸。然后出门了,古厝茶馆的院子,麻石条铺就的天井四四方方,木香花顺着廊柱繁茂攀援,和罗汉竹一起遮掩天井半边天。两旁回廊里,雕着梅兰竹菊的老屏风下有竹椅围的茶几。泡一壶茶,晴天可以赏花望天任由清风拂面,雨天可以凭栏听雨坐看四水归堂。讲古的先生,神采飞扬地拿着书念,情至酣处,抑扬顿挫,仿佛吟唱。说到吟唱,丝竹相和、执节者歌的南音,至今保留着唐代以前的古老唱腔,是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中原古乐与久远的“河洛语”亲密接触后的产物,催人若醉——当然,对门外汉而言,那些个《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或许催人若眠,晕晕乎乎头皮麻。
还有梨园戏。还有提线木偶。啊,最带感的,便数这“悬丝傀儡”了!兴于唐,盛于宋。木偶小小躯体上,少则16根、多则30余根纤细的提线,全凭艺人十指牵动。泉州的老百姓习惯把木偶戏唤作“嘉礼戏”,“ 嘉礼”,指隆重嘉会中的大礼。古时,泉州之民间婚嫁、寿辰、新屋奠基等庆典活动,都须邀请艺人表演提线木偶戏以示大礼。至于“以丑为美”、丑角演员诸多动作cosplay提线木偶的高甲戏,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模仿水泊梁山英雄的武打表演,其一招一式看似机械,实质蕴含了机灵和搞笑的成分。
傀儡似人又非人,因而微妙地徘徊在“恐怖谷理论”的边界,好玩兼怪异。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无罪》,充分发扬这“好玩兼怪异”的style,以“傀儡谣”贯穿始终,气质妖媚、诡谲、悲戚,可明显看出大受中国传统文化、闽南情韵的启发。盖因傀儡谣的歌词,与日本神道教巫女祭祀时用的谣词出自同源,曲调刻意模拟古腔;而回溯幕藩体制青睐的“新神道”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佛教与儒家学说攻略东瀛:公元5至8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百济转入日本,逐渐扩张;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迅速发展,日本学者吉川惟足吸收儒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创立了神儒调合的吉川神道。所以,脱胎于神道教祭祀曲的傀儡谣词,优美凄楚处,颇有楚辞之致;禅机暗涌处,又见汉传佛教的哲思。电影里无所不在的汉字、建筑屋脊上的剪瓷雕、杂糅了闽地妈祖信仰、三太子信仰(哪吒信仰)的祭祀活动,更让观众目不暇接,思绪的一头牵挂着“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另一头则干脆穿越时空阻断,跃跃欲试地准备着一场窥探泉州深巷的冒险。
总是觉得,杏花春雨的江南小巷,姑娘撑着一把油纸伞袅袅娜娜,丁香的气味。倘若场景变幻成夕暮时分闽南的幽幽古巷,那么尽管枝头的含笑花苞润如玉,下一秒,天光或许立时黯然销魂,伴随着不知何方传来的、影影绰绰的伶人的念白,你的小心脏呀,扑通扑通跳,瞬间脑补出《搜神记》《酉阳杂俎》《玄怪录》的场域——缥缈无常。寻觅;沉沦;惘然……微醺。
一阵风来,清凉的、咸咸的。是海的消息。突然间,人醒了。
游丝路:“国际友人”变“居民同志”
犹记经典游戏《大航海时代ⅳ》,女提督李华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把四个仓库的陶瓷器运往泉州,抵达目的地后,亦可购买到茶、丝绸、大黄。而历史丰饶瑰奇、鱼龙混杂的事实,将远超玩家的想象:
1974年泉州湾后渚出土的宋代古船,载有原产于印度西海岸、贵比黄金的胡椒,被称为“欢乐阿拉伯”的示巴王国的特产——乳香,相传为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献给中国皇帝的东南亚的玳瑁,等等。表明货主姓名的货牌上,写着“亚喱”(阿里)的,推测是个阿拉伯人;写着“山中”的,大约是个日本人吧。
1987年被发现的、大名鼎鼎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估计货物总数可达8万件,若干历史学家不免欣喜若狂,称其为“海上敦煌”。琳琅满目的船货里,不少品种(如铜镜)是首次发现。大头依旧是瓷器,囊括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建窑及浙江龙泉四个著名的窑系,其中一些有鲜明的异域风格。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的海岸线均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商贸互通。
海上丝路发达,泉州熙攘繁盛。跨海而来者,渐渐从“国际友人”变成了“居民同志”。比如,阿拉伯人蒲氏家族沿着海上走廊来到泉州,后于此定居并经营香料等生意。明末清初,家族后裔又来到永春县达埔镇,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香料等资源,制作和贩卖篾香,开启了达埔的制香史。又比如丁氏家族,已在泉州繁衍传承数百年,其先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如今,晋江陈埭镇是出了名的丁氏回族聚居区,而丁氏宗祠的总体布局,恰好呈“回”字状,极具象征意义。
为什么是泉州?泉州何以引人瞩目?翻阅王铭铭的《刺桐城》,可知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泉州学”,都重视泉州区域发展周期中衰落期(明清时期)来临之前那10个世纪的往事。其间,泉州相继发生了如下变迁:一.在“衣冠南渡”的名义下发生的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二.南渡后,汉人在这个区域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营造“核心区位”。三.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区域交换体系得以形成,其中,海外贸易成为“地方特色”。四,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的城建事业,适应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的需要。
泉州的视野越来越开阔,雄心难以阻挡。宋元时期,地方上的官员、文人、商人、一般民众,对异国情调已然是习以为常,同时,对海外世界和文化的系统描述也出现了。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适在《诸蕃志》的序言宣称,不了解海外风物,“君子所耻”。爱好游历世界的汪大渊更猛,元至顺年间(1330—1331),年仅二十的小汪随泉州商船远航,经过内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孟加拉湾,绕印度半岛,经阿拉伯湾,进入波斯湾,南下经亚丁湾、红海,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元统二年(1334)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起航,经南洋群岛诸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岛,北至万年港,东至古里地闷、文老古,向北至苏禄岛,最后经中沙、西沙群岛返航,至元五年(1339)夏秋间抵达泉州。两次远航探险,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汪大渊修《岛夷志略》,该书之跋,清晰地展示了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海外地理文化关注:“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
观沧海:地域社会史谱写英雄志
沧海横流,烟涛依旧绕泉州;欲向谁诉,为谁重游丝绸路。泉州固然是一个“起点”,远方有无尽的旅程,却也是一个“终点”——作为“家乡”存在的泉州,是泉州人的终点,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漫步泉州的石头街(法石街),你可以看到风味独到的两种闽南建筑:沿海一带筑土墙,往往用蚌壳、海蛎壳等贝壳烧制的壳灰代替石灰,可以防止海风带来的酸性腐蚀。更有意思的是,闽南人往往将海蛎壳直接夯入墙体,难道是为了附耳倾听、碧海潮生?而右面的墙壁呢,“出砖入石”,砖石瓦混砌。石是不规整的白色毛石,红色的碎砖碎瓦,间杂筑在一起。
红色的碎砖碎瓦。红色。中国各地的民居,都以青砖灰瓦为主,唯闽南性喜红砖大厝;须知,从前红色是高等级建筑才能使用的颜色,例如皇宫和寺庙,区区民居敢用红筒瓦,闽南人哪来的胆量僭越?
彪悍的刺桐城,彪悍的人生。注重乡族观念的闽南人,蔑视法规和主流意识形态,“盗匪”都当得,何况铺几块红砖红瓦?明代初始,海禁甚严,漳泉海商被迫进行走私贸易,是官府追捕的海盗。《明实录》云:“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海澄县志》更是直言不讳:“(漳州)月港故称盗薮。”数百年间,海上私人贸易时通时禁,做生意的,根据政府的政策风向,灵活切换身份,忽而是海盗,忽而是海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尔后,漳泉地区与吕宋(菲律宾古国之一,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的“商业勾搭”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明隆庆元年(1567),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宣布“弛禁”,漳泉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畅通无阻,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马尼拉,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再后来,泉州最风光的日子终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泉州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泉州,毕竟是造就过无数乘风破浪的“海之子”的泉州。因此,郑成功的横空出世、青史留名,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泉州故事”。
据庄为玑教授(1909—1991)研究,郑成功的故乡南安县石井镇,与晋江的东石、安海,以及围头澳的金井、围头,深沪湾的深沪、永宁,泉州湾的洛阳、后渚、石湖,共同构筑了古泉州港。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后渚为中心;入明后,海外交通中心北移福州,泉州官商没落,安海取代后渚,成为私人海上贸易中心;明末清初,几经海禁、迁界,安海被毁,海上交通中心南移至月港,安海虽已衰落,但私商仍继续存在,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氏谱写了家族的英雄史诗。在远离王朝最高权柄的帝国边陲,地域社会的发展变迁,很大程度上只忠于自身的传统与逻辑。长期以来,这一带居民的时商时盗、或居或迁、遇强制羁管则遁迹海外的状况,始终被历代王朝视为潜在的威胁;东南沿海成为侨乡密布之地,恐怕也很难单纯用“人口压力”“土地兼并”等因素来解释。郑氏家族“海上王国”的建立,实际依赖着地域社会的文化资源;换句话说,是故园的迷信与开明、不驯与长情,是闽南的水土与性格养成了千秋的功业。
上世纪80年代,蔡国强自泉州航向了五大洲的舞台。2015年6月的某个黎明,已经能冠上“国际知名艺术家”头衔的他,回到泉州小渔村惠屿岛,在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下,把500米高的金色焰火——“天梯”,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这座特殊的梯子,寄托了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摸云摘星的梦想,“这个城市太信风水,也太信看不见的世界”。
廿余年来,他多次尝试却屡战屡败,直到惠屿岛的庇佑,助力“神迹”的诞生。有些村民,就笑呵呵地说:“走了一圈,最后还是在家里做成哦。”的确,走了一圈,落叶归根,返璞归真。当天梯燃烧起来,蔡国强忍不住对着奶奶开启自夸模式:“阿嬷,漂亮吗?你的孙子很棒!”
嗯,泉州,很棒。(记者 孔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