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有难念的经:小说里的中年危机-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人到中年不得已,威士忌里加枸杞。
书法家朱敬一的一幅怪咖书法作品曾经引发广泛共鸣,在朋友圈疯传。
是啊,人到中年不得已,连“黑豹”乐队的老炮赵明义,都要在保温杯里放枸杞,普通人生活里的一地鸡毛也就可想而知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夹心饼干的滋味可不怎么美好。
在小说中,池莉在写武汉中年人的冷与热;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中年证券经纪人,要走自己内心想走的路;而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呢?跑了。
中年危机是小说家热衷表现的题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啊,小说中的中年危机,步步惊心。
冷热自知
《金瓶梅》的第一回回目是“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冷与热,一枚事物的两面,冷的一半是热,热的一半,是凉凉。
虽然池莉不是贾平凹,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时显然没有像《废都》那样往《金瓶梅》上靠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殊途同归。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开头,猫子的小卖铺来了个买体温表的赤膊男子,结果,猫子递给他体温表的一刹那,体温表就在阳光下爆裂了。暗示这个家庭即将从热转冷,而矛盾,就隐藏在冰山之下。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尼古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尼古丁?尼姑?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更可能的是泥古的谐音。陆尼古曾经的工人阶级自豪感,在新时代面前分崩离析。他的儿子陆建设也无法人如其名,只能靠在街头行骗来维持生计。他没有赶上好时候,当陆武桥的女友宜欣要离开时,陆武桥大发感慨:
我们抓不住时间这个玩艺!
时间都去哪了?时间在这一代和另一代人的身上是公平分配的,可是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赶上了好时候,考上大学,按部就班就可以小日子红红火火;没踏准节奏呢?一步错步步错,这日子怎么过怎么别扭。这就是一个武汉普通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现状。
《来来往往》同样如此,进入商品经济年代,社会慢慢走向转型期。康伟业与家庭也陷入了失落的境地,这时,他看到了也看清了自己的力量,决然“下海”,并初步成功。而段丽娜,出身于“高干”阶层,曾经历“权贵”阶层的生活又失去而成为一名普通的妇联干部,似乎从观念上还是无法接受已开始变革的社会现实。这样,两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冲突不断加剧……
当过知青的池莉,她笔下的烦恼人生是芸芸众生的生活秀。生老病死、结婚离婚、买房分房,各种烦恼,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也不是所有的中年男女都这么苦哈哈,《失乐园》中,当事业失意的久木遇上书法教师凛子,恰似干柴遇上烈火,两人由此擦出一段惊天动地的中年恋情。为了不从巅峰跌落,两人决定迎向至福,而至福降临的那一刻,他们突然慨叹:“活着真好!”是啊,活着真好,中年有危机,但中年不是终点,人生虽然过半,但人生还很漫长,需要你慢慢体味。
但更多的时候,人到中年品尝到的是苦涩的滋味。
毛姆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的原型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高更,这篇小说是毛姆在游经塔希提岛,回到欧洲后写成的。
在小说中,高更的名字变成了思特里克兰德,一个多少有点拗口的名字。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证券经纪人,有一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平淡的生活背后,有着一颗骚动而不安的心。
月亮代表理想,六便士代表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你怎么抉择?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怎么抉择?
他渴望冲出世俗的樊篱,投入艺术的怀抱。在此之前,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解他。毛姆将他笔下的小说主人公置于非常极端的处境之中,来审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当中,1883年1月,高更事先未曾与妻子、友人商量,毅然辞去贝尔丹证券交易所的职务,以便能“整天绘画了”。那一年,他35岁。但是他并没有和妻子立即断绝关系。1884年,为了紧缩开支,元月,举家离开巴黎,迁居鲁昂。11月初,又迁往丹麦哥本哈根,投奔岳父家。没了高薪的工作,高更和妻子以及岳父之间自然产生各种矛盾,这是他们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1888年10月,梵高写信邀请高更前往他法国南部阿尔的家里过冬。和高更相比,梵高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屌丝。他穷困潦倒,靠弟弟提奥资助绘画和生活,由于贫困失望,对生活失去信心。
他一开始住在矿工家里,1881年,他向新寡表姊凯·沃斯求婚不成,只身赴海牙。
1888年5月,他迁入拉马丁广场上的“黄房子”,10月20日高更来与他同住,但就是高更也受不了梵高的怪脾气,就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梵高因精神失常,割下一只耳朵。
很大程度上,梵高和高更的孤独都是因为他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因为特立独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常人不同,才会画出那样特别的画,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性格,也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许多苦难,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命运。对梵高来说,他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呢?很明显他是不满意的,如果他满意,他不会痛苦,不会发疯,不会画出扭曲的星空和向日葵,这些,都是他痛苦内心的投射。可惜,在他生前,没有什么人理解他。在他生前,他只卖出过一次画作,那是1890年1月,在布鲁塞尔的群展上,梵高卖出了一幅画,画的名字叫《红色的葡萄园》,一位叫做安娜·博赫的比利时画家买走了它,价格400法郎。
如果没有梵高弟弟的妻子为梵高的油画卖力吆喝,再加上他传奇的人生经历给观者造成的心灵冲击,梵高的作品可能仍像他生前一样默默无闻。不然,同样的绘画作品,为什么在梵高生前,无人问津,在他去世之后,身价却水涨船高呢?
卡佛:一个美国中年男人的荒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卡佛突然对长篇小说失去了兴趣,也许他写过,天知道呢,在他去世后所有留下的文稿中,最长的也就是万字以上,没有一部小说达到长篇小说的篇幅。他说:“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他这一生与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伴。
另一位美国“简单派”的重要作家杰弗里·伍尔夫曾经教导他的学生:“别耍廉价的花招”,卡佛觉得这句话还不过瘾,他想说的更简单:“别耍花招。”不管是廉价还是精心制作,他都不需要。他觉得一些日常的事物,比如一双旧鞋子,或是落日夕阳,就能让人目瞪口呆。
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些看似可有可无的故事。雷蒙德·卡佛向人们讲述他们平凡的美国大众恍惚而又不确定的生活状态,他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所以写起这样的小说来自然是得心应手。卡佛说:“我自己就是这些劳动着的穷人中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我充满了同情。他们是我的人们。”他要画一张美国穷人的浮世绘,他的迷人之处也许就在于此。
和小说一样,他的诗歌也在贬抑着诗歌的实验性。当达达主义的浪潮横扫古典诗歌的金科玉律,使得诗歌和实验小说一样成为一个极端开放的领域时,卡佛在固守着现实的领地。
他说自己喜欢纳博科夫,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就能让他头皮发麻激动不已,他将这视作自己的信条。他达到了,他总是强调尺寸感、适度感和准确。
但他所描写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一个美国中年男人的荒凉,被蛛网笼罩,被失眠困扰,醒来后会惊讶地发现,自己额头中央、眼睛上方的位置上,会有一道抓痕;室内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他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用自己的手对付自己的人”,生存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生存就是和自己的搏斗。和肺癌,和酒精,和无穷无尽的空虚。他的注意力总是无法集中,这是他无法阅读和写作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是神经衰弱的典型症状,他的神经长期紧张。
他酗酒是家庭遗传的结果。从《我父亲22岁时的相片》中不难看出他父亲也是这副德行:
他的一只手中提着
一串黄色的狗鱼,另一只手
则攥着一瓶卡尔斯巴德牌啤酒。
对于自己身上的痼疾,他是怨恨的。他说:“父亲,我爱你,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难道不也是个酒鬼?”
在酒精的麻醉中,他可以暂时忘却一些人生的不如意,同时,酗酒生涯也惠泽着他的写作。他的多少小说名篇写到了喝酒?《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中的利奥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这成了他逃避生活的一种途径。《我打电话的地方》讲的也是酗酒者的故事,在卡佛的身上,美国梦已经完全破碎,剩下的只是一地生活的碎片,日常的琐事占据了他小说和诗歌的大量篇幅,他写道:“害怕活得太久。害怕死亡。”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矛盾中,他活着。
但是正如他在诗歌《空虚》中所写道的:“室内的幽暗氛围为某种顿悟所充满。”在反对小说诗歌的形式革命的同时,他没有放弃一种隐秘的神性。格非说:“他去世前不久,曾在家中的阳台上长时间地注视着花盆里的玫瑰。他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似乎有点神秘。”《幸福》中的那种欣悦感,他对幸福的判断,也是建立在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之上的,他说:“它又超出了/任何一个谈论它的早晨。”这也许就是当格非让他的学生们阅读卡佛的代表作《大教堂》时,几乎没有人懂得他究竟要说些什么,表达什么意图,为什么要将“大教堂”作为题目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们对他写的故事一清二楚。
1987年,卡佛被诊断出罹患肺癌,这是他长期抽烟的恶果。他于死前两个月与同居九年的苔丝·盖拉格结婚,两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汇编完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医生所言》这首诗就写自他患了癌症之后,这时的卡佛已经无计可施,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来临的残酷的死亡,医生看来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对卡佛所说的话已经不再是医学用语,而是让他去忏悔,求助于上帝的期望:
他问我,你是个虔信的人吗?你会在格罗夫斯的森林中
跪倒在地,祈求上帝施以援助之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