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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入画,随意而活 ——汪曾祺的书画艺术-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日期:2020-09-16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记者|王悦阳


两笔勾出一个荷花的花骨朵,收笔之处随意一撇,顺势而下,就成了荷梗。花苞之上,圈圈点点,不到十根线条,一只蜻蜓现于纸上……寥寥十五笔,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画就完成了,有趣之处不仅在简洁的笔墨,还有落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也就是说,这十几笔线条是在短短几分钟里画成的。形虽简,趣却足,等水开,玩墨戏,真是率意随性得可以。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汪曾祺。也许,也只有这样有趣、率性、天真的老头,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而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让人会心一笑!

  或许,对于汪曾祺的书画,并不能用专业程度、笔墨功底、造型能力等评判标准去要求,他的画,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这一点,颇为类似历史上苏东坡的“枯木竹石”,米芾的“珊瑚笔架”,在游戏笔墨之间,无法用形似来要求,所谓“画外功夫,草草不工”,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的趣味与格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既不可学,更学不了。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他的作品让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中。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书因人贵”一说,从这点来看,汪曾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文人”,他的一生悠游于小说、散文、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美食等多个领域,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而使得他的游戏笔墨,成了一种品味与趣味的象征。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满纸文气,与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青藤、白阳、石涛、金冬心、李复堂、齐白石,都是声气相通的。聪明如汪曾祺本人,面对种种溢美之词,总是笑着说道:“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自怡悦’,用以押角,是实在话。”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是南朝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名句,汪曾祺特别喜欢这首诗。他自幼喜欢书画,在写作之余,喜欢挥毫弄翰。他对自己的书画尝作诗自况:“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岭上多白云”,他说:“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观其作品,笔墨极简、趣味涵泳、清新优雅,真挚如聆老友话语,亲切动人。

  一般来说,都把汪曾祺书画作品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即所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从他的书画可以走进他的文学世界,每一幅都值得玩味,正如评论所言:“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优秀的中国作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浙江美术馆近日举办“岭上多白云——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展览借汪曾祺散文集名称,分为“人间草木”“人间至味”“人间有戏”三个单元,展出汪曾祺书画作品近百件,从中可以窥见其书画创作的大致风貌。这也是老头儿首个个人画展,他生前曾经想为自己举办一个小型书画作品展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一生爱好是丹青


  幼时起,汪曾祺就喜欢看别人画画。但在绘画方面,他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如他在《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记,有着庞大家产的其祖父汪铭甫在高邮虽以俭省出名,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则是一位充满生趣与诗意的人,喜欢摆弄各式乐器,画画刻印,自得其乐。

  儿时的汪曾祺喜欢在父亲作画时,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据汪曾祺介绍,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他虽没有教过自己的儿子,但却经常在儿子面前作画,每当父亲走入画室,支上窗户开始动笔时,汪曾祺就高兴地站在一旁,认真观摩父亲作画的每一步骤——研磨、调色、铺纸、构思、凝想、定间架、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这些伴随绘画所发生的连贯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也加深了他对书画的喜爱。虽然没有教画,但正如传统儒家家庭教育那样,父亲要求汪曾祺好好练字。小学五年级暑假,汪曾祺在祖父的督导下,开始每日临习书法,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后来,他又跟随一个姓韦的先生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让他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他父亲要求他临习《张猛龙碑》,“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

  在习字与看画之余,汪曾祺不仅早已熟识父亲所收藏的那些石印和坷罗版印的画谱,还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钻进裱画店去,看看那里的书画匠人如何做工。与他喜爱的齐白石一样,儿时的汪曾祺深受民间艺人的影响与滋养,他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店现场作画,以及街上随处可见的民间美术工艺品,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言及书画,触目可及。他在《看画》一文曾记叙小时候去裱画店和画店看画的情景:“这家画店还画‘玻璃油画’。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或老寿星。这种画是反过来画的,作画程序和正面画完全不同。比如画脸,是先画眉眼五官,后涂肉色;衣服先画图案,后涂底子。这种玻璃油画是作插屏用的……”描述之准确,观察之细致,印象之深刻,以至于几十年后都不曾忘却,娓娓道来。他曾自述:“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就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的确,专业习画一直是汪曾祺一个未能实现的美好梦想。高中毕业时,他一度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而未果。直到四十多岁,他还想过要彻底改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当然这些想法最终也未能成行,但并未阻止他继续作画、写字的热情。他有不少画家好朋友,也有不少拥有极高美学品位的师友:沈从文老师的书法造诣,对古代美术的独到见解与丰富收藏,都处处启发和影响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1948年,汪曾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他爱看画展,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故宫的字画等。据女儿汪朝回忆: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除了沈从文老师之外,还有好朋友黄裳,不仅是古籍收藏的大家,对于古代木刻版画,更是有着很深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永玉,早在两人青年时期,就惺惺相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黄永玉曾经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候汪曾祺在上海郊区一个学校教书,每逢周末他就去汪的宿舍,汪给沈从文老师的信中描写“黄永玉睡姿宛如婴儿”。还曾写文章赞扬:“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那时候,每逢休息日,黄裳、汪曾祺、黄永玉三人必在一起,看电影,吃饭、聊艺术、说古今、谈时事……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忘且珍贵的岁月。后来,黄永玉用他最拿手的木刻版画为汪曾祺的文集《羊舍一夕》绘制封面与插图,成为其木刻艺术的经典之作。汪曾祺晚年曾回忆这段往事:“当时出版社的同志从我这里往走拿书稿时,问:‘找谁插图?’我说:‘找黄永玉。’出版社的同志说:‘啊呀!这个恐怕有一定难度。黄永玉不一定愿意给搞。’我当时笑着对他说:‘他会答应的!你就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结果出版社的同志找到黄永玉,说是有一本书想让他给搞搞插图,黄永玉拒绝了。后来一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黄永玉便欣然答应了下来。”而黄永玉回忆那段岁月时也曾这样说道:“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五十年代,为了帮我理解齐白石,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一窝蜂》,只给我看的,没有发表过……”尽管经历了“文革”之后,黄永玉与汪曾祺发生了一些误会,使得曾经的好友最终走向冷淡。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有意思的是,相交一辈子,汪曾祺并没有任何一幅黄永玉的作品,人家问起为什么不向好朋友要一幅,汪先生坦言:“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他的画现在值钱了,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的钱嘛?”黄永玉也曾回忆,晚年汪曾祺尽管也有几次主动来找自己见面,但不知为何,所谈之话总有隔阂,无法尽言,令人唏嘘不已……两人晚年某些无法言明的尴尬与无奈,也于此可见。汪曾祺去世后,黄永玉百感交集:“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在黄永玉心中,爱画懂画的汪曾祺分量很重很重,以至于自己无法下笔描述他们之间恩恩怨怨半辈子的深厚情谊。

  40岁左右时,汪曾祺曾有一段专门画画的日子。那是1960年8月下旬,在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他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对于《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后来他进入剧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知道他会画画的人很少。“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

  喜欢汪曾祺的人都知道,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他觉得,画画比起文字,更抒情,更快乐。尤其是到了晚年,文思渐稀画思寄,更是离不开笔墨的宣泄与表达。正如汪曾祺在《七十抒怀》中写的:“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诗和画,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文章或有山林意,余事焉能作画师。宿墨残笔遗兴耳,更无闲空买胭脂。”他曾自谦:“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的确,汪曾祺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但画中却处处透着文人气息,笔墨极简,却趣味盎然。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更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带给了身边的朋友以及读者。


画外之言有真意


  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又说:“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从汪曾祺的绘画内容来看,他更着重于花鸟草木等“世间小儿女”。他的作品大多比较简洁,往往刻画某个单一的静物,比如花、鸟、僧人,尤其是食物,正如张大千所说:“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汪曾祺画笔下最多的就是故乡的食物——白菜、藕、萝卜、苦瓜、笋、香菇、大葱还有虾、蟹、荸荠、茨菰等,画面之物生动可人,亦传递着心灵深处的那份释然与烟火之气,生活之情。

  在绘画风格上,汪曾祺“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他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可能是觉得颇为得意,这幅画一直挂在自己家里。有一次,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汪曾祺懒懒答道:“骤雨初晴。”朋友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不禁使得汪曾祺颇为自得:“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汪曾祺觉得自己的作品“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属于真正的“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会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因为他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他喜欢徐青藤、陈白阳、石涛与齐白石的画,却又并不刻意模仿。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对扬州八怪李鱓的喜爱:“扬州八怪里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深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与汪曾祺颇为相似,李鱓擅长画西瓜、茄子、萝卜、扁豆、荸荠之类寻常草木,充满了“生”之欢喜。他有一幅《大葱鳜鱼图》,上题“大官葱,嫩芽姜,巨口细鳞时新尝。”1986年,汪曾祺就曾仿画了一幅《大葱鳜鱼图》,所不同的是,他在鱼鳞上点了嫩黄,大葱上抹了青黄,这样一来,鱼、葱就从原作的“墨戏”趣味中挣脱而出,它们不再是“三昧”的载体,它们如此生动,它们就是它们自身,仿佛随时可以烹饪,然后端上餐桌的。

  对画,汪曾祺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他曾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岁寒三友》《鉴赏家》《金冬心》等都是,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除了小说,他也曾写过大量与书画相关的散文随笔。《徐文长的婚事》《徐文长论书画》《齐白石的童心》《张大千与毕加索》《潘天寿的倔脾气》等,皆取材于不同年代的画家。只有对他们了然于胸,才会摭取其中旨趣加以点染,写成文章。《看画》《写字》《谈题画》《题画二则》《书画自娱》《自得其乐》《文人与书法》《文章余事》《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等,写的都是他个人对书画的体会、相关经历、创作心得等内容。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汪曾祺之于书画,有着深厚的底蕴,不是半路出家,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稳定的特长和兴趣,并相伴终生。

  汪曾祺的画作最追求笔墨之外的“画外之言”,所谓舍形取神,得鱼忘筌,即是此理。他曾说:“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他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此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同样是牡丹图,汪曾祺给作家张抗抗题的,则是:“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不仅是诗,长长短短的题跋往往也是一篇篇绝好的小品文,寓有深意。比如1984年画的《子瞻样》,配文是他在《宋朝人的吃喝》里提到的: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急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糁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这篇题跋几乎可看作作为“吃货”的汪曾祺对宋代老前辈的致敬与解读,分外有趣。

  而在两幅画有僧人的作品中,他又分别题了“甚麽?”“狗矢!”。《甚麽?》中,有一和尚正在打坐,但双目怒睁,嘴角向下,似乎是周边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忿忿不平,又或受到惊吓。《狗矢!》中的和尚双眼紧闭,双臂拢于袖管,下垂的嘴角也透露着某种不屑和厌恶。一旁的感叹词“甚麽”“狗矢”连带标点符号“?”“!”,更是加剧了这两幅画的戏谑含义。由此可见,越是到老境,汪曾祺对于这个世界越是有不满、不屑,他就是要让那个僧人的眼睛半睁半闭起来,他不想搭理你们。此时,汪曾祺的画逐渐由“萧萧”转成“鲜浓”。他作文不再是“人间送小温”,他的“宿墨残笔”也不再只是“画芳春”,在他的晚年,他走向了他的文学和书画艺术共同的“人书俱老”,却依旧不改赤子之心,只是多了一分无奈,几许不解。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的“当头棒喝”,不知道愤恨于什么来,必得骂一声才又能过瘾,让人想起白石所画的《人骂我,我也骂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画外之心。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的人生观、创作观,许多也是通过对书画艺术的追求与比喻来加以说明的。比如从构图看文字与语言的安排:“中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举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痛痒相关,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在他看来,语言和写字、绘画的布局构图一样,都要前后呼应、相互兼顾。再比如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汪曾祺认为这与人的气质有关,有人气质如大江大河,适合长篇巨制,而他自己则是小桥流水式的,只能写短篇,就像“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在谈到“创作的随意性”,汪曾祺举齐白石画荔枝、郑板桥的“胸有成竹”等例,说明作文和写字、画画一样,作品完成以后不会和构思时完全一样,“殆其篇成,半折心始”。特别是说到自己的气质,汪曾祺更表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在汪曾祺看来,书画和文学是相通的,书画之道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的切实经验和体悟,没有书画方面的深厚学养,他的文学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正如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谈的那样:“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烹饪、书画、文学、戏曲、曲艺……构成了汪曾祺丰富的艺术人生。而在其中,绘画无疑是他毕生的爱好,并且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说到底,老头一辈子都不曾改变,他自始至终,一直是那个喜欢倚在父亲画案边耳濡目染,专心致志且兴奋不已的赤诚小子。(记者 王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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