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市民生活-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一位身世成谜的画家，一幅五米界画长卷，启动了后世无数探秘解谜与摹仿。
展开《清明上河图》，穿越到12世纪北宋的都城东京：粉墙朱户，榆柳成阴，车水马龙，商旅云集。有人从画中看到清明盛世，东京梦华；也有人从画中读出盛世隐患，曲谏声声。但不管是“唱盛”还是“唱衰”，都无法否认的是这画中蓬勃的市井气——这528.7厘米、24.8厘米宽的长卷，留下了上千市民兴兴头头的生活……
诸行百户，各司其职
曾有汉学家将宋朝誉为“现代的拂晓时辰”，而《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就从一个拂晓时分拉开了序幕——城郊，几只驮着煤炭的毛驴悠悠踱步，开启了郊区往市中心输送生活物资的又一个寻常早晨。城郊的荒寂渐渐被市区的热闹取代，在走过一支迎亲花轿队伍之后，一个人声鼎沸的码头出现在眼前——船夫、纤夫、搬运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营生，这条漕运发达的汴河，每年光是运米进京就可达数百万石。
越往里走，人气越盛。张择端之工笔，使每个人物的体态神情都纤毫毕现。《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多少人？有说500的，有说800的，还有数出了1695的。不过就算是眼神最好的，也只不过数出一个零头——有学者统计，北宋徽宗年间，都城东京人口数约80万左右，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超过2万人，这才有那句“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城市化到一定程度，不怕人才流失，更不怕人才泉涌进来无处施展拳脚，仿佛每一个进得京城的人，都能迅速找到落脚点，给自己安排一个恰如其分的社会角色。
所谓“土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谁是做什么的，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就能略知一二——船夫一身短打方便水里上下，搬运工的坎肩露出坚实黝黑的肱二头肌，酒楼客栈的服务生头戴黑巾，身穿长衫却把下摆卷起来系在腰部，方便疾走送餐，厨师则把两边袖子高高挂起，免沾一袖油腻，牙人却终日穿着长袖，好在讲价的时候彼此暗暗捏手指头做点心照不宣的小动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宋代的行当竟有400多种，从《清明上河图》即可管窥——除了码头上干体力活的，还有店伙、厨子、物流、差役、巡捕、消防、医生、道士、家政、奶妈、乞丐、编藤的、抬轿的、打水的、扎灯笼的、摆摊做小生意的、瓦舍勾栏里说书的，酒有酒博士，茶有茶博士。画中一座醒目的劳务市场，门口有轿有马有驴子，正有雇主在讲价钱，门内散坐着六七个劳务工，等待着一天中的聘用。雇佣与受雇之间，自然也少不了“牙人”来作中介服务。
有汉学家认为，宋代的城市化率可达20%-30%，相比之下，清代中叶只有7%。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许多“乡村户”慢慢变成了“坊郭户”，也就是城市户口，80%的人都不需要种地也有得吃，百工各司其职——这城市虹吸带来的人口流动是受到官方鼓励的——宋代城市外来人口可以在每三年一次登记户籍的时候入新籍，拿到合法的户口本。
整幅《清明上河图》长卷里，能看清官员身份的，大概只有虹桥上争道的那一文一武，文官乘轿，武官骑马——剩下的千百人，无论富贵贫贱，都是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也可坐轿，也可骑马。商业发达的结果，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士农工商的分界在淡化，阶级至少在这个清晨的街市上变得模糊起来。
性别的界限也悄悄松动了一些——画中有厨娘，有女使、女伎，还有女侩（女性经纪人），女人也和男人一样走进了劳务市场，而且不再以“奴婢”相称，改呼“女使”，彼此之间不是主仆而是雇佣关系。到南宋时，都城临安更有上千城市女伎，有做服务行业的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也有从事文艺演出活动的，各自擅长的从散乐、讲史、说经、影戏、队戏，到鼓板、杂剧、覆射、杂艺、射弩，不一而足。
回头再看画卷开首处，那几只运煤炭的毛驴遇到的迎亲队伍，轿子被草木花卉所装饰，得名“花轿”，挑夫担着的鱼，寓意“富贵有余”，而轿子里的新娘说不定已非仅凭媒妁之言认识的新郎，而是亲自下场相亲得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若相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若相不中，男方可以彩缎相赠，算是给女方“压惊”。结婚以后如果性格不合，离婚也是可行的——《夷坚志》中就记载了不少宋代妇女改嫁的故事，甚至婚前财产也是得到法律保护的。
这边三更才打烊，那边五更又开张
商业发达的社会，不但百工勤勉，做生意的也多如牛毛。行商坐贾，一铺接着一铺，贯穿整条汴河沿岸——而且与唐代长安一百零八坊与东西二市分列的格局不同，《清明上河图》里的商业街和商铺斜插层叠，与居民区水乳交融，它们不是冷冰冰的cbd，更有一股市井气扑面而来。
全卷里，有名有姓看得出店招广告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最豪华也最扎眼的，必定名归“孙羊店”——彩楼欢门，高高挑出店招大旗；鸱吻、脊兽、博风板、悬鱼、惹草一应俱全，气派非凡；门口还有三盏灯笼，一书“孙羊”，一书“正店”，一书“香醪”。所谓正店，就是有官方授予酿酒权的酒楼。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有正店七十二家，大约相当于拥有酒类特许酿造权了，有这样的本钱，自然要将“香醪”作为招牌放在醒目位置。除了这三盏灯箱广告，孙羊店门口另有三盏艳红的栀子灯，暗示这里还有特殊陪酒服务。
这孙羊店的原型，不知是否正是位居北宋时东京七十二家正店之首的“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正所谓“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想知道《清明上河图》里有多少家大酒楼，数一数“彩楼欢门”就知道——所谓的彩楼欢门，正是京城酒楼的标志性装饰：酒楼上用木杆扎出阁楼一样的架子，点缀以花枝、绣球等装饰品，这“彩楼”一搭，令原本两三层高的酒楼看起来足有四五层，马上鹤立鸡群；待到酒楼内部门窗，则都以朱绿装饰，成其“欢门”美名——《清明上河图》里光是彩楼就有六处，不一定都是“正店”，也有“脚店”，比如灯箱广告同样瞩目的“十千脚店”，规模次一些，没有酿酒权，相当于是个二级酒品分销商。
有人统计过，《清明上河图》里接近一半的商铺都是餐饮业，大如正店、脚店，小如“分茶”、“羹店”，吃食品种繁多，丰俭由人，关键服务态度也很好——南宋《梦粱录》说“客至坐定，则一过卖执箸遍问坐客”，北宋《东京梦华录》写“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可见不但服务员一呼就来，主动周到，还不用查看信用值就敢随便以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器借给不那么熟悉的客人，营商风气是相当地好。外来做生意的初来乍到一时摸不着头脑，还会有四邻八舍主动帮忙，“护引行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社会，更懂得契约精神，懂得利人就是利己的道理，人情味反而更浓。
餐饮业多，其他商铺也不少，像是“久住王员外家”，一个气派的旅店；再像是“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香铺），“赵太丞家”“杨家应症”（医院），“王家纸马”（香烛纸扎店），这都是画中有名可考的。再如金银铺，漆器铺，布帛铺，药铺，铁器铺，灯笼铺，针铺，花铺，书铺，果子行，挂着“神课 看命 决疑”的算命铺……不少还是前店后宅，因为北宋时期允许市民临街破墙开店，对小商贩没有太多限制，因此鳞次栉比，生意兴隆。更厉害的是还有外卖送餐的小哥，业态相当丰富。
《清明上河图》中最瞩目的一道木质拱桥“虹桥”，非但桥下汴河停着大船正在卸货，桥上不那么宽裕的地方也挤满了小商小贩：有卖吃食的，有卖刀剪的，桥上经济也相当繁荣。还有小贩就把商品铺陈在独轮车上，用这种“串车”来走街串巷做买卖，很有点现在“后备厢集市”的意思。
而东京知名的大相国寺，每个月还有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大型集贸市场，万商来朝，无奇不有。为方便交易，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宋人发明的。而从《清明上河图》城门口的骆驼来看，宋代与西域胡商的生意往来应该也已成常态。
做生意的人多了，各种叫卖也逐渐被发明出来，一时间“吟叫百端”。据说北宋有个卖环饼的小贩，发明的叫卖声是一声长叹“吃亏的便是我呀”，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在小视频自媒体里流行的“最惨的十大网红第一名就是我”？此人倒霉就倒霉在行到瑶华宫前仍作此叹，被当成潜在犯罪分子抓去开封府打了100棍，放出来以后学乖了，把叫卖声改成“待我放下歇一歇吧”，大家知道他被打的故事，生意倒是变好了。
白天有庙会，晚上还有“州桥夜市”，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的又一证明就是夜市发达——水饭、爊肉、干脯、腰肾、鸡碎、旋煎羊白肠、鲊脯、辣脚子、姜辣萝卜、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杏片、梅子姜……一路逛吃逛吃，“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这边州桥夜市三更打烊，那边鼓楼街早市五更又开张，还不只是卖早饭的早市，而是服装书画珍玩样样有。
这样的夜市，普通市民也能享受——便宜的小吃，“每个不过十五文”，根据《宋代物价研究》，底层劳动者一天的收入大约是一百文，逛吃一晚上的夜市大概也就相当于一天的收入，还是消费得起的。如此平民化的夜市，自然人声鼎沸——不夜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夏天连蚊子都没有一只，被通宵达旦焚烧的烛油熏的。
玩乐精神，封建社会的奢侈品
《清明上河图》里的宋人，能赚钱，也会花钱，说一声“城会玩”绝对不为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开首就无限深情地追忆似水年华：“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后人吴自牧模仿《东京梦华录》写了《梦粱录》，记录南宋都城临安市民的闲情雅致，道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宋人的玩，依时节而动——七夕乞巧，立秋买来楸叶剪成花样戴之，中秋沽新酒争占酒楼翫月，重阳赏菊登高，元宵看花灯，一年四季都闲不住。
平日里呢，街道上又多得是瓦肆伎艺，有专门从事巡回演出的“赶趁人”、瓦舍勾栏里的“说书人”——宋史学者吴钩说：“一个时代是否足够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而宋代有谚云：“台官不如伶官”，“两宋史有明确论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
再有街头一站就能开始表演的“路岐人”，无论风雨寒暑，棚内屋外，有钱没钱的都能看个热闹——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宋人在调教动物这件事上乐此不疲，东京街头除了猴戏斗鸡斗蛐蛐这些常规动作，还有新奇的“海哥表演”（海豹），卖糖人还会玩一种叫“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的把戏，把鱼鳖鲒鲫等水生物养在一个大水桶里，等它们浮上水面，把小面具抛下去，让水产们戴着小面具游水，望之仿佛起舞，以此招徕生意。宋代老百姓对花鸟鱼虫等闲事也是格外上心，《秋虫谱》《蟹谱》《酒谱》《墨谱》《香谱》《梅谱》《海棠谱》《荔枝谱》，各种前后朝不屑于深究的小情小趣，都被宋人拿来格物致知。
这边是动物世界热闹着，那边杂耍艺人又登台，歌舞百戏，奇术异能，药法傀儡，沙书地谜，真是“奇巧百端，日新耳目”，每天都有新节目。走钢索顶盘子踢瓶弄碗的都不在话下，还有利用最新科学发明来变魔术的——《事林广记》就记载了把磁石藏在鱼肚子做成的“指南鱼”魔术，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春节联欢晚会？《清明上河图》里还有道士、方术家的身影，也许其中的某一个，就曾在东京街头表演过“仙人栽豆”或者“泥丸”把戏——取泥如豆放进众人嘴里，看你能尝出什么味道，他就能变出什么来。普通百姓也会玩起火药的衍生品：烟火，“流星”飞天，照得夜空愈加通明。
娱乐成了各种生意，而生意里面也少不了夹掺着娱乐的成分——东京流行一种叫作“关扑”的生意，看起来像是赌博：开局者挂出商品，来扑者只需费几文铜钱便可一试运气，如果抛出的铜钱是无字的背面朝上，叫作“纯”，几次抛出都是背面朝上，叫“混纯”，就算是赢了。有人一下子就扑得车马，也有人一万钱都扑不到一只黄柑，全凭概率。关扑曾因涉嫌赌博被官方叫停，但是因为喜欢的老百姓太多，故而网开一面，每到逢年过节时放开关扑三日，就连皇家园林金明池琼林苑也开放给市民摆摊，那三天简直像过年一样热闹，有钱人车马交驰而来，贫民也会穿着新洁的衣服来把酒相酬，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拿来扑一扑——珍玉、奇玩、疋帛、茶酒器物……到后来关扑还发展出各种“节日限定”：春扑走马灯，夏扑黄草帐，与其说是赌博，倒不如说更像是抓娃娃机一样的新生意经，融买卖于玩乐，成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宋人的这种“玩乐精神”，一部分来自商业社会赋予的钱与闲，还有一部分，则是自上而下的示范——传说为张择端所绘的另一张《金明池争标图》，方寸之间展示了皇家园林金明池内各种“水傀儡”“水秋千”“乐船”等宋代水上百戏表演，据说画的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时，宋太宗亲临金明池观赏龙舟竞赛与民同乐的场景。
金明池的建造，一开始是为了让太宗观水战，其后军演的功能慢慢弱化，向普通市民开放以后，从一开始的夺标竞技，到后来的水秋千，娱乐功能越来越明显。像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一样，大宋皇家对蹴鞠、相扑等运动的喜好也被民间揣摩了去——宋代民间蹴鞠、相扑之流行，都到了结社的程度，不啻为全民运动。非但如此，还在运动中逐渐开发出娱乐的功能——传说开宝八年殿试，王嗣宗和陈识斋同时交卷，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赵匡胤便让两人当场相扑比赛，终于让王嗣宗扑胜夺冠。太祖对相扑的爱好，体现在民间，就是各种相扑形式的崛起：有表演性质的“戾家相扑”；有更加搞笑版的“乔相扑”：一个人四肢着地，背着稻草棉花做的人偶，假装成两个人在相扑；甚至还有女子相扑“女飐”，因为裸露脖子肩膀，被称为“妇人裸戏”，直到被司马光写了一篇《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批评这种女子厮扑于礼法不容。
警惕心重的人也许已经看出玩物丧志的隐患——两宋多个皇帝都活得诗情画意，徽宗更是出了名的“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清明上河图》里也不是没有隐忧——火灾隐患、军人营商、酒精滥用……都被画家隐藏在阡陌之间。画完呈上没几年，北宋就告灭亡，东京繁华唯有梦中再见。如孟元老之叹：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得感谢张择端事无巨细的描绘，让后人开卷即可一睹当时之盛。宋人可惜就可惜没有生在和平年代，要不然，脑子聪明又会玩，一个个还不都是知情识趣的生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