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姐姐：你们终将乘风破浪-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才写完中年男人的危机与自救，又来了中年女人的乘风与破浪。

　　男人，女人，折腾，头疼。

　　但这是个和星辰大海一样古老的话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被拿出来再研究研究。

　　其实，相当程度上，举凡涉及两性的讨论，剖开表面化验内层切片，得到的结果，基本都和“权利”与“权力”有关——管你是哥哥姐姐，还是太爷爷太奶奶。

　　然而，做文章，不能在开头便一句话一锤定音，太偷懒了。好罢，围绕近日热播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浪姐》），记者亦试着披荆斩棘、迎风冲浪一番。

　　风雨至，水幕起，须破浪。念天地之悠悠，何方神祇呼风唤雨？谁个为你挡风遮雨？

　　环顾四周，最后，只有我自己。

　　综艺节目通过女团模式对抗女团，注定是一场南辕北辙的挣扎，一次对“非专业主义”解毒失败的饮鸩止渴。

　　现实维度的芸芸众女，则注定夹杂在时代更迭、三观冲撞的缝隙里，勠力拼搏，或许跳出深渊，云白天青。

　　笑。环顾四周，最后，只有我自己。

《浪姐》的正负面

　　《浪姐》之问世，是事先张扬的。

　　它符合大部分一线都市女性的内心风向标。因此，它的成功，等于对韩寒《乘风破浪歌》 赵雷《三十岁的女人》的怒斥；等于对“霓虹”《贤者之爱》 “泡菜”《密会》 本土《小丈夫》的击节；等于对脑洞大开的《淑女的品格》的欢呼雀跃；等于对唱着《红色高跟鞋》的敏涛表情的鬼畜追捧。

　　一档节目的成功啊，固然得靠自身的奋斗，却也十分依仗历史的进程。

　　虽然《浪姐》的设计整体参考了时下热门的团体偶像选秀“101系”，在参与节目的30位中年女星中选拔5位集结成团，但跟传统的偶像养成素人选秀不同，成名女星绝非半生不熟的小白兔、小黑莲，她们有想法、有主见。“你pick我，我才有价值”？呵呵，弹开。

　　这造就了节目的火爆。“独立、成熟的中年女性”形象，是受众对荧屏渴望已久的期待。《浪姐》更像女星们尽情放肆的超级秀场——晓明喋喋不休念叨的“加分项加分项哦”，不是什么“卑微”“求生欲”，是事实。

　　开播之前，不少人依旧暗搓搓地抱着“等互撕”的心态。女人间开启“斗鸡互啄”模式，恰是一种刻板印象，也是很多宫斗剧的逻辑。即，在男性欲望占领导地位的男权社会里，女人们是以男人为归属而彼此竞争的潜在对手，“她”和“她”的友情，难成立。而“坐山观虎斗”的津津有味，也是男权文化下对女性的怂恿——无须更快更高更强，只求更白更瘦更幼，比容貌、比身材、比天真，若争到（男人的）宠爱，就真真是极好的，惟愿不负恩泽。

　　当然，《浪姐》的意义，是反套路。因此，它的剧本，先天摒弃了甄嬛们那些不入流的招数。给被无视、被遗忘的中年女性群体打回春针，让受到传统规训而习惯隐藏、躲闪的“女子力量”焕发光彩，用实力去证明，才是节目的主旨。

　　张雨绮说过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大意：人气是人气，业务是业务，两回事。只靠人气站在舞台上，心虚。艺人总要有作品，才站得出去吧……听听，你以为绮绮子不过“武林女宗师”，只懂掌掴（汪小菲）脚踹（王全安）刀砍（袁巴元）吗？错，人家门清着呢，自信和霸气，建立在“实力”的地基上，旁人方觉得这是性格特点，进而构筑了所谓的“人设”。

　　伊能静一度因为太想表达被群嘲，正跟这个“实力”问题有关。东拉西扯就东拉西扯呗，何必一路岔到梅艳芳？梅艳芳的咖位，是静公主攀得上的么？所以，尽管伊能静的陈述有一定道理，吃瓜群众也只会觉得翻车了，“你也配你也配”的咆哮，回荡于脑际。

　　反观玛丽亚·凯莉，每逢有主持人在她面前提及其他当红女艺人（红到绝无可能不知道是谁），并试图与花蝴蝶本蝶比较一二，她都微笑着摆出一脸无辜状，“i don’t know her”，竟反而产生贱贱的萌感。you don’t exist to me at this moment——牛姐永远是牛姐，她有那个底气傲，有那个底气装。

　　坦白讲，《浪姐》的巨大声浪，无疑给予市场一个强力的反馈，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是，关于中年女星的困境、关于女性如何变老，节目是根本没有答案的。区区一部综艺，尚无法改变整体环境，更何况，伴随着讨论度的加深，冷峻的批评出现了。

　　前已述及，《浪姐》打造的女团，是非一般女团，倔强不驯的姐姐，取代了言听计从的妹妹。其中，尤以女王宁静的吐槽杀伤力最大：“还要介绍我是谁，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都不知道我是谁。”很爽是不是？爽就对了！但爽完之后呢？仔细想一想，类似这等纯粹碾压式的“爽”，是需要警惕的、是危险的。

　　初看，《浪姐》希冀强调女性价值和女性之美的多元化，30位在主流观念里已经不年轻了的姐姐，仿佛30记挥向年龄桎梏的重拳。如果单从实际年龄和个性化的角度来分析，《浪姐》已做得挺到位，但在具体突破对女性价值、女性之美的旧时代定义上，节目仍然乏善可陈。

　　请注意，姐姐们被赞美的、被消费的、被青睐的、成为噱头被营销的，还是标致的外表、纤秾合度的身材、媲美少女的皮肤、始终高指标的活力和自律，以及，视觉年龄远小于真实年龄的“年轻”。

　　借助这群令同龄人扬眉吐气的姐姐，当下社会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压迫被节目精准命中。《浪姐》打着“反女团”整齐划一青春可爱集体审美的旗号，通过选手之口说出的“哎呀要百花齐放啦”，不能掩盖它所缔造的另一种“集体审美”。

　　那么另一种“集体审美”，可被哪个问题替换呢？

　　这个问题——怎样的女性，算活得成功的？

　　《浪姐》说，“三十岁以后，人生的见证者越来越少，但还可以自我见证，三十岁以后，所有的可能性不断褪却，但还可以越过时间，越过自己”。结合节目所邀群星，我们发现，其中心思想之指向，是在年龄红利逐渐消退的价值体系下，精英群体，依然能以个人的天赋/努力/资源无限期延宕年龄红利的成功学体系。

　　女星一边拥有多年打拼出的、年轻偶像尚未积累的资历、地位、业务能力；一边又能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拥有力压普通后辈的“形象胜利”。

　　不知不觉地，节目就给女观众们灌下了一碗“形象焦虑”的迷魂汤。无形中，它传达了这样的价值观：女性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傲人的颜值及精神状态，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肯定。

　　也就是说，混得好的姐姐，值得被尊称一声“姐姐”。混得不甚如意的姐姐，就成了在社会话语中消匿的大娘。（想到几年前“大叔”与“师傅”称呼间的调侃了吗？）

　　成功学，非常成功学。

　　从这样的立场解构，我们可以总结，《浪姐》的慕强倾向颇明显；我们更无语而忧伤地发现，绝大多数的女性，按节目的慕强倾向，都不是姐姐，是大娘。

　　此外，补充一点，被大加褒扬的“浪姐”间的互相赞美和欣赏，亦弥漫着阵阵缥缈虚幻之味。群芳鲜妍，在道上大大小小各占一席之地，心知肚明，该综艺本质上是无害的，动不了自家的奶酪。既然如此，何不作出磊落、亲切的姿态？全是加分嘛。这就像古时候天冷飘着鹅毛大雪，富人家围裹狐裘喝酒赏梅——大雪，恰是“风雅”的加分项——而流浪街头的乞丐们，只能被迫为抢到一个馊掉的馒头搞到头破血流。

　　乘风破浪，是要资本的。

现实里的“魔咒”

　　《浪姐》形成的饭圈生态，一举多得。它解决了大部分一线都市女性选拔“符号玩偶”的困难，也解决了普罗大众的yy之需，更满足了资本等待回报的诉求。我们不必将节目的涵义拔得过高，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改变，是要被鼓励的。权利、权力的斗争，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浪姐》所引发的系列对于女性议题的探讨，不啻一个不错的开端。

　　考虑到女明星们精致华丽的生活没多大示范作用，记者真正关心的是，跳离《浪姐》，进入现实，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平平无奇的中年女性，是否都能打破传统社会残忍施加的那些顽固的“魔咒”呢？

　　包括——

　　对女性躯体之衰老的凝视与苛责（标准比男性高得多）。逐渐发胖、身材走形是不可原谅的，性别身份限制了一切，所以，太多可怜的女性，在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广告和医美整容中沦陷。

　　职场与家庭难以兼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甘愿浪费自身才华，受困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吗？当主妇承担着无法被量化的家务劳动，她们如何忍受自我价值得不到承认的痛苦？选择职场，职场有“性别天花板”，各种显形、隐形的歧视无所不在；选择家庭，女人们又在“独立的骄傲”和“讨好丈夫的娇妻”之间徘徊，犹疑不定。

　　她们并非不具备“出走”的能力，却依然受到家庭与社会伦理的羁绊。2020年了，依然有很多人，将婚姻与生育视为一个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女人不是平等于男人的活生生的“人”，女人是移动的子宫，是教养下一代的免费保姆。

　　“不被任何人定义”“坚持做自己”，是少数派的特权。

　　……

　　不谈了。再一段段罗列下去，《浪姐》的配套众筹节目《水姐》（活得“水”，浪不起来）都能出炉了。

　　不得不提一提2019年上映的《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的这部女权主义色彩浓烈的电影，戏里女主哭，戏外女观众哭，基本把男权社会的“厌女”现象说透了。“厌女”不是新鲜事，非韩国独享，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漫长无尽的偏见，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如是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

　　20世纪80年代，日本陆续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女性逐渐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仍旧受到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暴力统治，女性依旧生存在巨大的割裂中。举个例子，今年7月的新闻：一位日本妈妈在超市买成品土豆沙拉，某路过的陌生大爷居然立即就指责道，“身为母亲，土豆沙拉什么的，好歹自己做吧”。旁观者将此情景发上推特，主妇听闻无不大怒，舆论哗然。

　　对比之下，中国之所以较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肇始于五四运动的激进，发扬于新中国提倡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居安当思危。时至今日，虽然表面上依傍女性地位的提高，公众舆论场上愈发注重喊一喊女性的自立与审美的多元，但那份聪明外露的“关怀”，更像是“女性主义热”下的漂亮包装，是娱乐资本和消费主义合谋后对“女性可以勇敢做自己”话语的巧妙利用，一种不得罪任何人的、有限度的宣传策略。社会的总体氛围，还是心照不宣地认同着旧往的成功学规矩：女性只有足够“好看”、“有钱”“有人爱”“有孩子”，才是获得了幸福的。此处也举个例子，今年6月的新闻：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发布了一则生活视频，底下某条有上万点赞的热评，却满是恶意——“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你再美再优秀都是逃不过岁月的摧残……”

　　叹息。

　　尽管关于“女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的女性往往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无可避免地，她们仍旧会被灌输传统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观念，依旧会陷入无爱的惶恐。对于生存方式的苦恼潜伏在现代女性内心深处，很多女性无法掌控好“自立和依存”的平衡，背负着被二者慢慢撕裂的宿命，踏上寻找自我理想的旅途。

　　“魔咒”的箝制，令亿万女性千年受苦。坐以待毙？绝不。她们要自救，要自强，要成果。

　　记者获悉，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2020年7月1日为调查时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调查。该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具有全国规模、权威性的重要国情调查、妇情调查。自1990年起，每十年开展一次。而今年又正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之际。

　　此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

　　经济状况上，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城镇60.8%，农村82.0%。在业女性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5.3%、14.5%和40.2%。

　　政治状况上，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92.9%的女性关注“国内外重大事务”，54.1%的女性至少有过一种民主监督行为，18.3%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和村提过建议。

　　性别观念和态度上，被调查者中有83.5%的人认同“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88.6%的人同意“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86.7%赞同“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

　　高层女性人才状况上，女性高层人才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81.4%，比男性高7.1个百分点。95.9%的女性高层人才“能够主动进行知识、技能更新”；93.7%“能够经常与同事、同行交流对工作、专业的想法”；79.1%“对自己的发展有明确规划”。

　　这是十年前的数据。我们希望，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结果，能更好。

谁是乘风破浪的女人

　　2020年5月17日，“敦煌女儿”樊锦诗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她的脸上现沟壑，她的发丝转银白。可是在记者眼里，在许多人眼里，唯有这样的女人，才真正称得上“乘风破浪的姐姐”。

　　秦时月，汉时关，驼铃声摇醒古敦煌。祁连雪，玉门霜，梦里的飞天在何方？

　　受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有浓厚的兴趣。而初中时期历史课本上对于敦煌的描写，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颗关于敦煌的种子。

　　1962年，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中，24岁的樊锦诗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另外3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

　　她痴了。莫高窟的壮美，让那颗关于敦煌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和震撼的艺术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

　　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半夜还会有老鼠掉下来，也没卫生设施，晚上想去上厕所，还得摸黑走上一段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登蜈蚣梯，因为害怕，每天樊锦诗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尽量不喝水，避免要去厕所攀上爬下。

　　这个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姑娘，充分领教了莫高窟生活的“下马威”。实习期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她的身体本就不算强健，没待到3个月，病倒了，无奈，提前结束实习。

　　“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可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跟北大指明要之前过来实习的那4个学生。父亲心疼女儿，曾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学校别让樊锦诗去；信没送出，因为，做女儿的想了想，“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9月，她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这一待，便是大半辈子。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她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诸多领域，皆取得累累硕果。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多次奔走，令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她积极谋求文物保护与国际合作，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她提出“数字敦煌”，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她的身旁，站着“敦煌女婿”，丈夫彭金章。

　　两人是同班同学，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起先，一个在敦煌默默耕耘，一个在武汉大学认真研究，婚礼后长期两地分居。可等到1986年领导同意身为业务骨干的樊锦诗调离了，她又不舍得了：“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

　　彭金章尊重妻子的决定，他“抛下”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已是武大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赶赴敦煌，圆了“双双对对”的心愿。原本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他，还勘探清理了莫高窟的北区，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樊锦诗不止一次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先生，“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2017年7月29日，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想必他终归是无悔的吧，得一人，志同道合，知情识趣，甘苦与共，不忘初衷；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得到他的赞叹，她的每一个眼神，都是那么流光溢彩；有妻如此，不枉青春，与子偕老，幸甚至哉。

　　乘风破浪的姐姐，就要乘风破浪的哥哥来相配。

　　樊锦诗目睹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大师放弃优渥的境遇，心甘情愿扎根大漠戈壁，“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还守望着莫高窟。”而此般“倾尽所有、奉献一生”的信念，也融进了她的灵魂。不说遗憾，但求无愧，“敦煌保护人”代代无穷已，丝路新诗篇年年咏不尽。

　　除了樊锦诗，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中国天文界第一位女台长叶叔华（小行星3241号命名为“叶叔华星”），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之“恋”的功臣王乃雯，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厂的女性总工程师姜丽萍，以及使鹅厂低下鹅头的国民老干妈陶华碧，和迷之自信的格力耿直girl董明珠等，个个铮铮佼佼，耀眼夺目。谁敢嘲笑她们乘风破浪的资格？谁敢质疑她们乘风破浪的能力？

　　我是一个女人，我明了不依附他人，明了世间的严酷与温柔，明了自己想做什么，在做什么，明了为了值得的人或事付出，我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无论财富、地位的高低贵贱。

　　祝全天下的姐姐们，终有一日，豁然开朗，笑傲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