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他们一直在寻找安放书桌的地方-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记者｜孔冰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有些民族的基因密码是被死死锁定的，比如读书，以及为什么读书。所以，对很多恋恋不舍、念念不忘的观众来说，《无问西东》片尾7分钟的彩蛋，是远比电影本身更加如诗如歌的震撼余音。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那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府，瞬间将国人的思绪拉向了历史的纵深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南开——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首遭战争摧折；接着，国立北大、清华，亦难逃劫运。三校遂先约会于湖南长沙临大，继而被迫流徙云南。1938年，昆明建起了一个临时联合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之后，南渡之人，各自北返，“神京复，还燕碣”，西南联大几与抗战相始终，确属一代盛事，百世难遇。
　　除却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坚持办学的高校另有不少。那些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的先辈们，聚在一块，共同耕耘，互相切磋，重建学术乐园。外在环境虽然险恶，但教师埋头著书、勤快解惑，学生好像永远有填不满的求知欲望，师生交流绵密，知识火花热闹迸放，如响斯应，此所谓“弦歌不辍”。既是浩劫，也是风云际会，更是因缘凑合。
　　中华之大，他们一直在寻找安放书桌的地方。

南渡记

　　西南联大极盛时，计有教授170余位，学生2000多人；一批学界名人汇聚一地，顶尖学生群集一处，是抵御外侮、反抗强权的象征，是人才培养基地、知识分子的庇护所，是民主堡垒。多年后，三校师生仍以联大为傲，自有其缘由。
　　顾名思义，“联合大学”是“混编”而非“化合”，故南开之活络、北大之自由、清华之严谨，依然各自保留其底色。所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虽是一部校史，却是三个学府精神所寄。
　　而若论联大基本精神，则必曰“自由”，包括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其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比如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学生同样享受到了“出版自由”，可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形成了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自觉地抵制了国民政府试图强加的思想控制。此外，举凡“身临其境”联大自由民主学风的人，无不念兹在兹，倍感亲切：“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另一“融汇东西文化优长”之处，是他们虽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他们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从这一“拒绝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联大知识分子群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
　　正因西南联大具有“道德楷模、精神领袖”的力量，故其能够成为隐潜意义上的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千百年后，“也许联大在昆明的有形校园早已灰飞烟灭；无形但重要的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绘出的知识地图，每能代代相传，层层扩大，一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之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之序：吕芳上《战争、西南联大与历史遗产》）
　　对于后人而言，故纸堆里的叙述终究不如鲜活的影像来得贴近。有鉴于此，观众的确应当致谢《无问西东》的拍摄团队。据悉，他们在14个月里看了百万字的文献和17万张照片，诚意满满，还原、加工了诸多真实而感人的历史细节。
　　比如外号“寡言君子”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他鼓励学生勤恳学习，并不希望他们喊口号、谈政治。学生不听他的，被抓了，他去保释，劝解；再被抓，他再去谈判，去保释。学生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不禁止，不参与，不干涉。
　　西南联大成立后，校务委员共三人，除了梅贻琦，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不过，实际“主政”的，还是资历、年纪排末位的“小梅”——就因为他主见甚少。当时流传一首打油诗，专来戏谑梅氏口头禅：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然而，名士毕竟是名士，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回忆日本轰炸：“……（梅）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比如和电影里的吴岭澜一样，其时清华转系者实不在少数。张世英起初学的是经济，三年过去，觉得自己更适合哲学，后终成小逻辑的一代宗师。而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李长之从生物系转到了哲学系，吴组缃从经济系转到中文系，林庚则从学物理改为学中文——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比如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轮流到北大、清华做演讲。清华那一场，徐志摩充当翻译，“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而和志摩“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成、徽因，则是西南联大“铁皮校舍”的设计人——没钱没材料，所以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反倒成就了联大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停课赏雨”的佳话；推开窗户，还可以看见马约翰老师带着学生们跑圈运动——马约翰一出现，何兆武就“倒霉”了，在“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的“恫吓”下，他乖乖用交体育报告的方式补回成绩。
　　比如“超级必修课”跑警报。电影里的吴岭澜拎着鸽子，现实中的金岳霖抱着鸡；地质学先驱袁复礼的“标配”是恐龙骨架；被刘文典称为“国粹”的陈寅恪，方言口音浓重；闻一多的美髯太醒目，上课时师生齐抽烟；杨武之（杨振宁父亲）在防空洞里，与学生讨论数学问题；而和沈光耀一般喜欢到锅炉房煮糖莲子的，是汪曾祺回忆里的广东人郑同学；至于双胞胎兄弟郭大林、郭小林，角色设定或借鉴《未央歌》天真开朗的童孝贤……“天南海北人，五湖四海音”，正是西南联大的如实写照。
　　最摧断肝肠的，无疑是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诲。他毕业于清华，考取了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抗战爆发一个月后，沈崇诲率诺克机七架，奉命轰炸日本船舰。任务完成返航归途，至白龙港上空时，忽发现大批敌舰，此时的他已无炸弹可供投掷，飞机内部机械又发生故障，难以返回基地。最后，他决定奋力一搏，瞄准一艘日舰，将马力调到最大，由两千米高空极速而下，与敌舰同归于尽。
　　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是沈崇诲的同龄人，同样就读于南开中学，同样加入中国空军，同样在抗战时阵亡。1937年8月14日，张锡祜驾驶马丁机3006号赶赴南京对日作战，但飞机突遭雷雨天，在临川上空失事，张锡祜不幸遇难。闻知儿子死讯，张伯苓并未哭泣，愕然沉默后，连道“死得好”。若非抗日背景，若非家国情怀，一个父亲怎会说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话？！

西迁录

　　既有北地高校之南渡，便有上海高校之西迁。
　　1937年8月12日，诗人冯至到江湾招考同济大学附中新生（大学预备班），早晨他从吴淞乘小火车，傍晚回校时小火车就被日本人停了。一时间，诗人无车可乘，无路可走，夫人姚可崑（同济高职的德文教师）则在等待中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下，冯至租一小舢板，乘着烟雾在日军横行的军舰中穿行。夜里十点多，他恍如隔世般潜回在市区暂住的小屋，方用罢一碗面条，隆隆炮声自天而降。水浪如利剑般在诗象里冲天而起，同济吴淞校园在硝烟中化为尘土。
　　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决意迁往内地，先后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同济人数路并进的总里程加在一起，超过了两万二千里，可谓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老一辈回忆，“同济大学是日军重点追炸的对象”；“八年抗战救国，估计没一所大学走的路比同济更远，受的磨难比同济更深”；“同济搬到哪儿，日军就撵到哪儿，是否生怕同济与德国有关的军工、造船和医学等专业会造成‘麻烦’？”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同济大学，确实是日本人的“大麻烦”。“八一三事变”后，同济救治的军民不知凡几，待全面抗战爆发，同济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军医署后来组织了12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而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81名师生员工奔赴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
　　医疗救人，军工救国。自1937年内迁至1945年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我国的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的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故彼时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而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蔡其恕，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朱大章：《“十军工，九同济”一说始于抗战》）
    李庄时期，趣闻颇多。当地百姓发现，同济医学院“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一日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师生拿着刀子对台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顿时魂飞魄散：“下江人（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吃人啦！”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为消除误会，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居民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见怪不怪了。
　　那几年的李庄，堪称精英荟萃，不仅安顿了同济师生，还容纳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体制人类学所和社会科学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关乎同济的大事，有两桩不得不提：一是校医唐哲亲自救活数十例麻脚瘟病患，医学院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经过动物实验等查出病因，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二是生物系教授童第周邀请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来访，李氏表示无以置信——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实验胚胎学家，他的学术成就，竟是在“沙漠一般一无所有”的实验条件下完成的！
　　1944年冬，日本为挽败势，制定了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铁蹄踏入贵州独山。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驱逐敌寇、收复失地。此讯传到李庄，同济师生群情激昂，年仅32岁的留德博士杨宝林教授率先加入了报名队伍。短短几天，同济报名从军的同学达到600多人，约占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创全国纪录。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加入抗日军队，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更有几个近视的学生，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只为如愿。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直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另一沪上老牌名校复旦大学，抗战时迁至重庆北碚夏坝。北碚期间，复旦聚集了众多著名专家前来教书，如陈望道、顾颉刚、孙寒冰、周谷城等，“老舍和梁实秋都是客座教授”。为了使学校附近的贫民能有求学的机会，复旦师生还举办了民众夜校，此等情操，分外难能可贵。而先后迁至重庆小龙坎、九龙坡、溉澜溪等地艰难办学的上海交通大学、迁至贵阳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等其余高校，皆怀抱济世安民之宏愿，以朗朗读书声对抗侵略者。
　　萨义德说过，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知识分子无法做“局外人”，无法不向往国家富强、未来光明，无法不为这样的目标被迫着发出心灵的吼声。将国族的民主、科学、自由、进步当作毕生的追求、永恒的理想，才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础。
　　张世英曾在接受媒体人采访时，回忆躲避轰炸、在防空洞里打桥牌的情形。他仰着头，望向远方，忽然陷入另一种世界。俄顷，他说：“那时候，可真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是社会前景与个人前途皆美；是中华之大，总可寻找到安放书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