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明：全球史视域下的三星堆-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古印度文明史还被认为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然而，1921年在旁遮普的哈拉巴出土的上古遗址改变了这一结论。考古铲下的城市布局整齐，清一色的两层建筑，拱形砖砌成的排水系统之外可能还有公共照明系统——街道两旁排列着疑似的灯柱。类似的城市遗址在以哈拉巴为中心的印度河流域内都有发现，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和带文字的印章，因此这个定年为公元前2300—前1750年的哈拉巴文化（也称印度河文化）应当归于上古青铜文明无疑。

　　1929年，中国的上古青铜文明，三星堆文明（公元前2800—前1100年）也借助四川广汉人燕道诚的锄头完成了与今人的隐秘接头——他在挖沟渠的时候却挖出了一坑玉石器。到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1、2号祭祀坑里出土的青铜、金器以及象牙玉器等文物已超过千件，其中就包括残高359厘米、有飞鸟、游龙栖息其上的青铜神树，重达700克的金杖，以及通高260.8厘米、头戴花冠、重达180千克的青铜大立人像。今年3月在现代媒体全程跟踪干预下的最新一次发掘，所得的器物类型此前已基本具备，它所引发的话题效应，部分源于收视率和现代传媒技术把专业的考古作业转变成了一个新闻现场。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突破了专业设置的禁区，得以走近现场。在那里，6个新发掘的祭祀坑被大跨度钢结构的方舱覆盖，而方舱被分隔成若干个通透的玻璃房子，考古人员在可以调控温湿度的舱内身着防护服进行分工作业。通过这种方式，实验室前移到了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和研究。而镜头外的我们，与时代一起，扮演着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

三大青铜文明体现“试错”过程

　　这种技术魔幻主义的发掘现场是1921年的印度和1929年的中国不敢想象的，更是1870年的施里曼和1900年的伊文思不敢想象的。1870年军火商海因里希·施里曼为着寻找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一头扎进了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地下世界，其决绝坚毅一如哥伦布当年为了抵达“黄金遍地”的印度而投身浩瀚的太平洋；而且也像哥伦布一样，施里曼实际上发现的远比他主观上想寻求的更为奇妙。1873年，他宣布在地下找到了希腊英雄们用木马计攻陷的特洛伊城，之后又循着英雄们归航的路线转战希腊半岛南端，在这里又发掘出了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位于迈锡尼的坟墓以及阿伽门农的金面具，还有梯林斯的“独眼巨人墙”。但实际上，他发现的并非荷马时代的遗存，而是属于一个更古老的文明——爱琴文明，爱琴文明的源头和主导形态则是亚瑟·伊文思随后（1900年以后）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的王宫因为地震频发不断损毁、重建，所以文明进程依其王宫建筑的时代特征划分为旧王宫时代（前2100—前1750年）和新王宫时代（前1750—前1450年），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经伊文思修复过的新王宫占地达2.2万平方米，以1800平方米的中央庭院为中心伸展成四翼，大小宫室1500多间，楼高至5层，楼梯、廊柱曲折迂回，建筑群内给排水设施齐全，王后寝宫的外间配备浴室和冲水厕所。

　　在上述三个青铜文明发现之前，印度、中国、希腊这三大轴心文明（指拥有“轴心时代”的文明，“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6-前3世纪这三大文明同时经历圣哲辈出，为后人的思想实践和制度实践确立基本框架和概念体系的时代），有两个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代的铁器时代（印度的后期吠陀，希腊的古风时代），中国文明史要早得多，但在考古学上也只能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代的殷商时期。三大青铜文明的发现，不但把三大轴心文明的文明史都毫无疑义地推前到了公元前2000年代，从而在时间上正好衔接了公元前3000年代的中东文明（古两河和埃及），而且在空间上正好处在联结中东和三大轴心文明中心区域的中间位置。这个时空方位使我们可以大胆地判定它们作为试错性文明的性质，也就是说，三大轴心文明在中东文明的基础上孕育成长时会经历一个试错过程，三大青铜文明就体现了这个试错过程。

神学上被打垮，根本上被打垮

　　体现人类文化最高可能性的三大轴心文明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本身就暗示了统一的全球文明史的存在。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相互塑造，这样的认知应该作为考古研究的前提，而不是结论。可以肯定的是，三大轴心文明都接受了中东文明作为文明基座的贡献，但中东文明自身处在旧大陆的文化走廊上，太过频繁的文化碰撞既促成了文明的早熟，又以文化冲突的形式撕扯着、牵绊着、阻碍着文明的前行，在中东历史舞台上走马灯般的出现和消失的任何一种文化——苏美尔、阿卡德、亚述、波斯等——都很难获得为发展出确定的文化身份所需要的较长时段的不受干扰的发展。因此，整体说来，中东自身很难发展出基于文化连续性的像轴心文明那样的文明成就，它在全球文明史上（至少早期文明如此）的地位是为三大轴心文明提供史前期（孕育期）的营养。

　　但在由中东文明哺育三大轴心文明的过程中，三大轴心文明后来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去神学化倾向：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佛教走向否定神格的“无”以及纯粹思辨，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三星堆考古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的成果特别有助于说明这个过程。

　　文明史家williams mcneil曾生造了“微型寄生”（micro-parasite）和“巨型寄生”（macro-parasite）这对概念来解释早期文明的形成及形态。微型寄生指的是病菌、微生物等对生产者人体的寄生和营养汲取，巨型寄生指的是军队、官吏等世俗国家机器对生产者的剩余价值汲取。早期文明就产生于双重寄生之间此消彼长、动态互动的某个平衡点上。置于这个分析框架，中东地区的特点是微型寄生程度特别严重，因此文明如果能在这里产生，就必然意味着它已经历史性地探索出了从根本上限制巨型寄生规模的方式，这个方式当然就是构成中东文明史特征的政教合一和无所不在（无论公域、私域）的神学控制。

　　三大青铜文明是中东之外最早接受中东文明的文明，这使它们接受的政教模式在微型寄生程度已大为降低的情况下，异化为另一种形态（神圣形态，以区别于世俗权力形态）的巨型寄生，表现为神学由教义传诵转向繁文缛节和仪轨主义，国力大量地用于礼器、神器的制造。同为青铜文明，三星堆的黄金美学（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青铜铸造/焊接技术都要超过后来的殷商文明，这只能解释为神学的推动。与此同时，世俗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被抑制，米诺斯的城市都不设城墙，三星堆遗址也未发现实用兵器，1、2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这种文明的强大与脆弱都在于此：强大体现在对信仰共同体内部的控制，脆弱体现在它无力对付来自共同体之外的武力冒犯。而且，它对内部的日常管控有多么无孔不入，它最终在对外战场上就有多么不堪一击。这解释了这种文化何以会在长期延续（基本都在千年左右）之后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整体地归于灭亡——哈拉巴文化是在整个印度河流域范围内同时灭亡的。而目前的主流解释，因为视域中没有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普遍诉诸自然灾难，比如洪水或地震（以及地震引发的海啸），但这无法解释这种灾难为什么没有在考古学上造成庞贝古城那种被突然降临的自然灾难（火山喷发）凝固了的生活，一处也没有。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文明毁灭于外来征服，那么这种征服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不会是武力征服，不是杀人盈野的暴力美学，而是神学上的征服。而这种文明只要在神学上被打垮了，它就从根本上被打垮了，大规模的抵抗及其对方的武力碾压根本就不会发生。三星堆遗址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文化遇难现场，一个大规模的“燔祭”现场，外来的征服者要在这里仪式性地毁灭三星堆文明，通过砸毁和焚烧它的治国重器。——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幸目睹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华美器物其实是经历系统性焚毁之后的残缺之物！

文化的“殉难”？文明的成长

　　由于这种文明高度地维系于神学体系，神学征服所毁灭的就不只是一套表意系统，而是文明本身。经此文化劫难之后，城市还在，但城市生活已不复存在，市民回归乡野，文字很快无人识读，对于后人更是如此。今天三大青铜文明的文字（爱琴文明的线文a，linear a；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文字；三星堆的“巴蜀图语”）都陷于无法释读的尴尬局面。无法释读的意思是，虽不断有释读的尝试，但始终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种无能是根本性的，源于后人面对彼岸文明（文化断裂了的文明）的内在的冷漠，就像现代埃及人面对金字塔一样，或许会发出感性的惊叹，但绝不会产生精神的交流。

　　但是，文字是文明的真理。没有文字女神的点化，太多的问题将注定成谜，比如我们在三星堆考古中经常会问到的那两个问题：1）毁灭三星堆文明的究竟是谁？2）造型奇诡的青铜纵目人像意味着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轴心文明当然与这些青铜文明有接触，否则青铜文明作为试错过程，轴心文明基于这种试错过程的性质都无法确立。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尊和罍证明了它与华夏殷商的往来，而且考虑到这种礼器的特殊含义，这种往来应该不仅是贸易的，同时还是文化的和政治的。但是，在青铜文明的谋杀现场，轴心文明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印度雅利安人和古希腊亚该亚人都是在各自的青铜文明死亡几个世纪之后才南下到达现场的，商（朝）人则从未跃马长江——在历史上，商人满足于商贸往来而不是到处开疆拓土。由于上文已经提及的原因，灭掉三星堆文明的可以是周边任何一个“无名”的蛮族，但这个推论仍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灭掉三星堆的究竟是谁？

　　围绕着青铜纵目人像，引起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向上的解读：一是根据它与古埃及某种器物形象的相似性推断它的埃及出身，从而证明三星堆与中东文明的源流关系；二是根据后人的历史记载——《蜀王本纪》以及《华阳国志·蜀志》两处文献均提到了古蜀人“其目纵”的特点——把它作为一种写实主义的艺术再现。就这两种说法纯粹建立在相似性（而且是表面的相似性）推理之上而言，这跟把三星堆看作外星人的文明——纵目人就是外星人——的说法在逻辑上并无根本的差别。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三星堆与中东文明的源流关系，而是质疑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直白的方式来证明。

　　可以推想，类似于三星堆这样的文化遇难现场也应该存在于克里特岛和印度河流域的某处。三大青铜文明以自身的劫难证明了，文明在离开中东之后继续维持这种高强度的精神统治（以及同时意味的精神/世俗力量严重失衡）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它们的遇难又成为某种带有主动色彩的文化殉难，其试错的意义将在它们各自主体文明（轴心文明）的丰盈的成长中得到历史性的彰显。（撰稿 毕会成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