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晤：夏子魁的信札收藏-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90后青年收藏家夏子魁今年不过24岁，却已是收藏界的老法师了。
夏子魁祖籍兴化，生于上海，现居昆山。他从小喜爱书法与收藏，八九岁时就收藏钱币，继而收藏古玉器及字画。先前他受做生意的父母资助，四处购买藏品。后来，他逐渐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以藏养藏，现在已蔚为大观。
近年来，他将收藏的中心转移到名人信札上来。最多时，他藏有清代、民国、现代的名人信札1400多件，其中不乏俞樾、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这样的名家。现在，夏子魁已跻身名人信札全国收藏前列，并举办了多场个人名人信札收藏展。今年他会在左联纪念馆办一场信札的展览，展出夏子魁收藏的一位左联史研究学者的七八十通信札及两册手稿，展出后这些信札及手稿将全部捐献给左联纪念馆。
“就是自己喜欢，我也没有受任何人影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夏子魁说，“我家里是做生意的，并没有人玩收藏，这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很小就开始喜欢上了收藏，8岁的时候，突然就萌发了收集老物件的兴趣。但最早玩的还不是信札，而是古代及近现代钱币，正式进入市场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当时有全国钱币的交流会，我都会去参加。从钱币出发，然后是古代玉器和书画，最后才专题收藏信札。”
玩钱币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钱币都是浇铸或印制出来的，相对玉器，它的艺术性就差了很多。于是转到古代玉器，因为古代玉器的工艺和文化内涵都比钱币厚重得多。2017年，他被聘为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收藏书画则是因为他从小就练习书法，但考虑到书画的水很深，所以一直也不敢介入。在上海国拍，他遇到一位钱币界泰斗级的老先生——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仲汇，他带夏子魁看国拍书画的一些拍品，告诉他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从此慢慢才进入书画领域。
玩书画的时候他无意之中发现了信札这个门类，当时信札还没有现在这么热，甚至都没有拍卖专场。他一开始收藏扇面，后来他发现信札里面的史料、文学价值比单纯的书法作品要高，于是就将重心转移到信札收藏上来。也有朋友对他说：日记、签名本你也可以收藏，但他觉得还是应该集中精力财力在一个领域，兴趣太广泛，反而难以做成事。
昆山名士：方还的“雅债”
“我最早收的可能是方还的信札吧，他是昆山人，民国后担任过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老师。”夏子魁说。
夏子魁第一次了解方还先生是因为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墨林昆冈·昆山近四百年书画名家作品集》一书，其中收录了共十九件方还先生的书法作品，其书碑骨颜韵，一见便已钟情。近人《纫芳簃琐记》云:“（方还）书法颜真卿，略变其体而有自己面目，古拙绝伦”，后续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对方还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方还（1867—1932），初名张方中，字唯一，号螾庵。江苏昆山人。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清末资政院议员。民国昆山首任民政长，后又任北京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上海招商局公学校长、江苏省长公署机要秘书、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等职。先生文采斐然，为“江南文坛巨擘”。清末状元张謇一再对人说：“我诗不如张景云，文不如方唯一”，可见评价之高。
夏子魁收的方还致丁祖荫信札共计一百二十二字。全文如下：
芝孙先生：前日奉扰，谢谢。委书之件，当即交荔夫。顷有琐事奉恳，前月晤徐树人，曾谓弟云：良士有银五十元欲还弟处，弟知其为乙丑春轮船垫款也，惟本月晤良士，良士不言，弟当面未便提。乞先生询良士，该轮船果能归清，望即汇昆山银行，因弟曾借孟豪银，亦须归款也。匆上，祗颂道安。弟方还顿首，五月十六日。
上款人芝孙即清末常熟县民政长丁祖荫（1871—1930）。荔夫、徐树人待考。良士即清代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著名藏书家瞿启甲（1873—1940），江苏常熟人。孟豪为朱孟豪，江苏昆山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议会议员、昆山银行行长。
此信应写于1925年后，方还先生已值暮年。信中提及自己也曾向朱孟豪借钱，需要归还，不得已致信丁祖荫，望能代询瞿启甲五十元的欠款。1927年方还在《申报》登载：“卖文鬻字例”，以卖字卖文为生。
慕容婉儿与舒适的爱情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轼的《江上帖》等书法名作其实都是信札，信札的艺术价值毋庸置疑，同时，信札的文献价值也非常高，可以补充史料，这是让夏子魁为之心动之处。
夏子魁买的最早的信札之一，是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之子徐承熊写给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瑞洵的信，在信中，他提到他父亲在庚子之乱时是怎么上吊自缢的，他弟弟是怎么逃走的，八国联军是怎么侵华的，写得非常清楚。他父亲去世的时间，和史料的记载也很吻合。
他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上世纪上海影星慕容婉儿写给她先生舒适的一封信，里面除了家长里短，更多的是她和丈夫之间的情感纠葛。
慕容婉儿（1920—1970），原名钱欣珍，上海人，中学毕业后即参加演艺活动。1942年，与著名演员舒适结为夫妇。圈内人都知道，由于相同的事业、相同的追求，夫妻相互携手，比翼齐飞，是当时中国电影界少有的事业有成、夫妻恩爱的伉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随话剧团在各地作巡回演出，后来去香港继续从事演出活动。1944年后，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主演话剧。成为影迷眼中的中国的“葛丽泰·嘉宝”、中国的“英格丽·褒曼”。新中国成立后，她从香港归来，在汉口参加中南军区文工团。后转入上海电影译制厂，先后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近30部世界各国影片的剧本。
夏子魁收藏的，正是慕容婉儿写给舒适的一封情书。
慕容婉儿在这封家信中，把丈夫舒适称之为“念着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就始终“念着”；因为“念着”，就天天盼望收到丈夫的信。归途中喜鹊朝她笑了两声，回到家里，果然一眼看见桌上的信。她说，真希望喜鹊每天朝我笑两声。
夫妻间的信，无非是谈家事。慕容婉儿给丈夫回信，先是告诉他，要付掉宋小江和蒙纳的钱。因为这个钱她已经花掉了，请舒适原谅。《清宫怨》就在这几日内可以签合同，如果晚几天也没关系，她可以在张先生那里借用，所以第二部戏的报酬，不必汇到这儿来了。
身为导演和演员的舒适，一直埋头艺术创作，根本不擅长处理生活琐事。
从这些既怨又恨，既嗔又喜的文字不难看出，慕容婉儿和舒适有过一段夫妻恩爱、事业顺畅的“黄金时代”，正是如此，她太想维持这一切，却又担心希望、甜蜜与美梦都成为过去。她时刻思念着丈夫，但丈夫可望而不可即，收到一封信就算是喜事了。她害怕舒适跟她想的不一样。在得到丈夫回答前，自己先表示，我可还是如狂如颠地在爱您！
以藏养藏
夏子魁收藏的信札绝大多数都是从拍卖会上竞拍得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来自于私人收藏。
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奔走于嘉德、保利、匡时、西泠等全国各大拍卖行，交流古代书画及名人信札。夏子魁说：“我在拍卖会上都是一批一批地买。早期家庭对我有所支持，但是18岁以后，就没有问家里要钱了，都是我自己以藏养藏。其实拍卖会并不像大众以为的价格都会拍得很高。当然也有拍出天价的，有符合正常收藏价格的，另外还有捡漏的。比如我在嘉德买过一件盛宣怀的信札，因为拍卖公司没有认出这是盛宣怀的落款，价格就定得很低。确实，如果你没有见过盛宣怀信札的话，你根本认不出盛宣怀的签名，但如果你见过盛宣怀的标准件，或者在哪本书中见过他的签名，一看就知道，因为嘉德的工作人员没有认出来，也就没有写谁，我就买下来了。信札不像一般的书画作品，对玩家的综合学养要求比较高，首先你要读得懂文言文、看得懂行草书，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要学会考证，落款、签名你要辨别得出来，古人的签名很多是非常个性化的，很多人写得非常草，他们有时候也不按照草书的标准来书写，非常的随意，有一些他们个性化的处理方法。你要很了解。而且信札中有同名同姓的问题，你要考证此信是不是此一时期这一个人写的。”
信札他收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400多通书信，这两年他已经处理了很多，现在剩下来约700件左右。“我经常在拍卖会上整批整批地买，比如一批同一上款的。一批里面，我把重要的信札留下，其它的我就处理掉。”夏子魁说。
早些年的信札拍卖价格还比较低，而现在情况大不同了，现在的信札往往有时卖得比他们的作品还要贵：“比如溥心畲一般的书法作品拍卖价也就在十几二十万左右的样子，而他的信札去年拍了一件，是写给蒋介石的一通长札，因为里面涉及的内容，史料价值比较高，最后拍了354万港元，要比他的书画作品贵很多很多，所以信札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他之所以这么坚定地收藏信札，是他觉得古董都是物以稀为贵，手机电脑普及之后，现在我们都不写信了，信札在如今的时代已经成为了绝响。所以今后，信札只会越来越少，价值也必然越来越高。
他前后花了大几百万来收藏，但是因为以藏养藏，其收入也翻了几倍了。现在信札的价格每年都在往上升，前几年就有人写过文章，说信札的价格这么高，已经到头了，不能再玩了。而且信札上又没印章，玩它干嘛？夏子魁不同意这种观点：“印章只是书画信札中的一个元素，并且古人写信几乎都不盖印章，不能以偏概全。我相信信札未来的升值空间很大，因为这个领域的门槛较高，许多刚进来的新人还是一头雾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真正激活这个市场，我认为要达到一个热点至少还要5—10年。书画收藏大多偏向文人学者领域，可是信札不是，其中有科学家、医学家，什么样的人都有，涉及各个领域，而我收藏的，都是各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信札。所以需要你掌握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知识。现在还没到大多玩家能真正理解这类藏品价值的时候。”
“见字如晤”，是旧时书信开头常用的词汇，意思是见到这些字，就好像当面见到人一样。如今，作为局外人重读这些信札，审视一篇篇从岁月深处打捞出来的珍贵文字，不仅见字如晤，而且声息可辨，足以让人走进早已逝去的那一段段历史，与主人公作一番心灵感应。（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