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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藏,该归何处?-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日期:2020-11-04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拍卖公司在收集拍品时,对藏品的所有权进行确认是重要环节,收藏品一定要来路清晰。
记者|周 洁


近些年来,名人手稿、书信在拍卖市场上逐渐走俏。其中出现一些矛盾焦点。旧藏,该归何处,是法律问题,又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亲情之寄托,文化之留存,都与这遗留的墨香有关。


茅盾手稿之争



  沪上的嘉禾拍卖公司即将上拍的茅盾手稿,日前引来不少关注。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林家铺子》等。嘉禾拍卖公司即将拍卖的,是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手稿。由于这份手稿价值较高,嘉禾对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大力挖掘。据上海嘉禾总经理董勇介绍,《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成文时,正是社会对短篇小说需求旺盛的阶段。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看到群众需求后,认为短篇小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发展,于是以作家身份创作了这篇文章,谈了对短篇小说创作的看法,并对当时各地发表的大量短篇中的部分进行分析点评,以期提高大家对短篇小说创作的能力和水平。茅盾还邀请巴金、老舍等名家谈论对短篇小说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有着一种开拓性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嘉禾拍卖公司看到了这份手稿的原件。手稿署名茅盾,全部用毛笔写成,字体“有柳体的骨架、颜公的气韵、瘦金体的神髓”,整份作品看上去行云流水,从书法角度来看已经非常有观赏价值。并且,这份手稿除纸质微微泛黄,品相甚好,连当时刊发该文的《人民文学》发稿签都附在后面,完好无损。董勇表示,对于这样一件拍品,价格已不能完全表达其价值。“我们有幸得到这份手稿后,一直对其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全面的研究,最近还将和上海大学联合举办一期学术研讨会,对手稿内容进行深度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茅盾手稿曾在多年前引发过社会热议。

  这份手稿曾在南京经典拍卖公司2013季秋拍中国书画专场进行拍卖,经过44轮竞价,最终拍出千万天价。这场拍卖引起了茅盾后人的关注,他们一纸诉状将拍卖公司和手稿持有人告上法院,要求两方停止侵害涉案手稿作为美术作品的展览权、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作为文字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并要求两被告在媒体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因案情复杂,此案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开庭4次。针对原告主张涉案手稿是遗失物,一审法院认为,手稿持有人张某系徐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从文化市场购买藏品存在一定合理性,在无证据证明张某为非法持有人情况下,应认定张某系涉案手稿合法所有人。

  法院还认为,拍卖公司以拍卖为目的进行宣传,不构成侵犯作为美术作品享有的展览权、发表权,以及作为文字作品及美术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拍卖结束两年多内仍在互联网上持续使用手稿,侵害了手稿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酌情判定拍卖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原告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并要求拍卖公司在媒体上赔礼道歉。

  对于茅盾手稿之前的所有权争议,董勇告诉记者,拍卖公司在收集拍品时,对藏品的所有权进行确认是重要环节,收藏品一定要来路清晰。“比如茅盾手稿,因为茅盾先生去世不满50周年,所以这一作品既有著作权,也有物权,其物权目前归属清晰,我们才接受其作为拍品,进行下一步推广。此外,我们的每一季拍品也会在上海市文物局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也是不能流向市场的。”

  “以前我们总感觉一封信或者是一本日记不是一件什么艺术品,但慢慢地,我们对于这类收藏品的艺术价值变得更为敏感,名人手稿除了稀缺性与观赏性,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也不容忽视。”董勇表示。

  像茅盾手稿这样的归属争议在收藏界并不鲜见。收藏大热的当下,无论是茅盾这样的名人大家,还是普通藏家,在收藏者本人去世后,他生前的收藏该如何处理,如果提前有安排也就罢了,但总有些遗憾无法完成,以至于这一现象越来越成为不可忽略的难题。


万物皆可收藏,然后呢?



  收藏家这个标签看上去高高在上,但细究起来,其实每个人都有收藏的爱好——每一季上新的品牌香水、冰箱上贴着的各地磁铁、衣服上剪下来的洗水唛......“只要你在收藏的过程中成体系、有故事,你的收藏就会产生价值。因为不论什么东西都是社会文化的载体,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存在。”上海市收藏协会创始会长吴少华告诉《新民周刊》。

  吴少华从事收藏及文物研究已有三十多年,对于上海收藏界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他发现,近年来一个现象越来越突出——许多收藏者过世后,他们毕生的收藏却没能获得妥帖的对待。

  “民间收藏兴起于改革开放,1982年《文物法》出台,部分文物依法可以流通,有财力和喜好的收藏者不断涌现。那时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最早的那批收藏爱好者现在年纪都大了,有好些也过世了,于是他们生前的藏品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吴少华告诉记者,“我们协会的老同志们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人走了,满屋子的东西,子女既不喜欢,又不了解,结果把老人的毕生收藏卖给了摇铃的,也就是卖废品的。”

  收藏协会有一个老爷子,毕生最爱红楼梦,他收藏着许多与红楼梦文化相关的藏品,从书籍到工艺品,到主题画到扑克牌,一屋子都是他收罗的宝贝。但前两年去世后,由于生前未能为藏品做出妥善安排,到现在还放在房子里。“他有一个女儿,但对于他的藏品不甚了解也不算喜欢,老人去世后她开价25万元把一屋子东西卖掉,但对方只肯出5万元,事实上据我所知,老人收藏了40年的红楼梦相关藏品,所费绝不止25万元,5万元对于他的藏品过于廉价了,因为价格没能达到预期,到现在还未能处理掉。”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热衷收藏陶瓷的老爷子,去世后老人的孩子把他所有的收藏打包价20万元卖给了别人。结果后来,有熟知老爷子收藏的人上门,点名想要老爷子收藏的两把紫砂壶,愿意出价25万元买下。“事实上,这两把壶是宜兴名家周桂珍、李昌鸿的作品,是早年老爷子去人家家里定制的,现在一把壶的市价大概在三四十万元左右。老爷子的收藏就这样被贱卖,是相当可惜的。”

  看到身边这些鲜活的案例,吴少华对收藏品的最佳归处做了总结。他说,5个字足以概括——传、捐、卖、送、扔。传,即让家人、后代进行传承,捐则是捐给博物馆以及相关的文物部门,捐不掉就卖,卖不掉就送,送不出去,扔!

  “这5个字的背后,是想告诉收藏家们一个道理——这些藏品你曾经拥有过了,但总归是带不走的,收藏家要有一个玩家的心态,要在生前把这些爱好都做一个交代,不要把问题留给后人。”吴少华表示,尽管我们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有了文物法、物权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继承法等等,但收藏品继承的复杂性导致,这些法律条文仍有力有未逮之处。

  如果收藏人生前不能妥善安排,收藏品除了明珠暗投之外,更可能会给子女们带来法律上的纠纷。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胡智俊律师向《新民周刊》指出,跟房子这类的遗产相比,收藏品类的遗产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收藏品数量较多而且价格评估上缺乏客观依据。

  “不是所有收藏都像张大千的画,市场上会有一个公开的价格区间,比方说像邮票钱币之类的,每个人对于它的价值几何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邮票收藏有上万枚,究竟值多少钱,在当事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很难由各继承人按市场价格平等继承。如果家属要请评估师,那么价格会很高、耗时也很长,而且由于收藏品的不可分割性,依然很难做到平均继承。”

  胡律师曾经手一个案件,老爷子生前酷爱收藏紫砂壶,各种款式的紫砂壶数百把,价位从数千元到数万元,甚至还有几十万元的顶级紫砂壶。由于没有留下遗嘱,老爷子去世后家属相争,就遇到了价格评估的难题。“当然可以请评估师来做评估,但评估费并不便宜,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大家都愿意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共识。以这个案例来说,后来大家就各退一步,把几把贵价壶分了以后,剩下几百把壶平均分。但也有不愿意吃亏的,那就比较麻烦。”

  在胡智俊看来,最佳方式还是收藏人能够为藏品提前安排好妥善的去处。他也认同吴少华的观点,如果没有条件自己继续收藏的话,捐给博物馆或者相关机构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


保护民间收藏需要更多助力



  收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钟翀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收藏是一门学问,既考验着收藏人对于收藏品的保管能力,也需要对收藏品有研究能力。“收藏人把零碎的收藏品拼凑出一个整体,这对于人类文化是有贡献的。”

  在钟翀熟悉的书籍文献领域,邻国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钟翀的母校日本京都大学,不少教授都选择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作为回报,会以教授的名字为其命名。“许多大学都有这样的捐赠者,他们往往都是某一专业方向的教授,一生收集了许多本方向研究的书籍,而且这些收藏自成脉络,甚至比图书馆的梳理更为专业,对于同专业研究者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钟翀还介绍了一种常见的情况,如果教授生前没有对自己的收藏做处理,那么过世后,旧书市场的人可能会主动找到教授的继承人商谈,有的时候还会联合几家书店一起买进。“当地的市场机制已经非常成熟,在进行这样的买卖前,往往还有权威的第三方参与,所以书籍的转手价格相对公允。”钟翀介绍,日本二手书的经营者往往也是专家,比如有的人专门搞地图,有的人专门搞乐谱,都是分方向的,他们还会定期制定商品目录寄给vip客户,专业素质较高。“国内虽然也有孔夫子二手书这样的网站,但相对来说平台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部分卖家还有漫天要价的行为,这一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培育。”

  要培育的不仅是市场。民间收藏是“藏宝于民”,但收藏品的去处应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议题。吴少华对记者强调,收藏不能只考虑其价格,但当下收藏品的价格和价值是成正比的。因此,在某些收藏品上,仅仅是收藏家个人来推动是不够的。吴少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陈宝定先生是世界闻名的算具收藏家。早在1981年,他就在建国西路开了一家“算具陈列室”,收藏有算盘800把,算尺150只,算器50件,专业书刊上千册,相关资料3000多份。1985年,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珠算技术发展的大型彩色纪录片《珠算的故乡》,其中,拍摄了陈宝定先生500多件算具藏品,这部纪录片在100多个国家上映,也使陈宝定本人蜚声国内外,每年都有不少外国友人到陈宝定的陈列室参观学习。

  “算具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几年前,陈老去世,他的后人虽然想让老先生的收藏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他收藏的算具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归处。”吴少华说。陈老先生的家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法全身心打理这些收藏品。“如果社会能够提供相对合理的价格,据我所知,陈老的家人包括许多收藏家都是愿意把藏品捐赠给合适的单位的。”

  算具这样的收藏,不仅是自己家族的传承,更是文化的传承,社会的传承,手稿、信札等等之收藏就是如此。仅靠收藏家一己之力显然捉襟见肘。在这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制度也仍然没有合适的应对措施。吴少华希望,未来能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对接社会各界收藏品供需的第三方机构,这个机构要带有公益性、公正性、公开性,“让收藏者在安排自己的藏品时更有效率,让需求方比如社会上的博物馆们寻找展品时更为方便。同时,整个社会也要树立‘保护历史文物’的良好风气,人人参与”。(记者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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