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叙事者-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那天下午,在《两个人的一一之14首摇篮曲》这录像装置/表演进驻香港荃湾大会堂展览馆前一天,我们在空空的场地空间办了一场预热分享会。也就是说,在一个故事未曾开始之前,先说说在它之前的故事。
编排这个“故事中有故事”的流程时,让我想起一周前我在看一部名叫《三千年的渴望》(three thousand years of longing)的电影时所生的深深感触:有多少从事戏剧创作的人是真的明白,“讲古”的“讲”,与“叙事”的“叙”,是两种对待“故”与“事”的态度呢?
讲古,便是明确地把事件一五一十地道来,时间在这一五一十的过程里,是平面的,是单一的,所以其中的情节再曲折,因果关系还是合乎预期的。
叙事,不同在于,事不是重点,如何讲才是。事只是催化剂,但叙本身所能延伸的时间线,是不由开篇与结局所限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三千年的渴望》里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扮演的叙事家如斯孤独:她为“故事”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几人愿意陪她走过所走的千山万水。
讲古的讲,是把主题稳稳锁在中心。如果是戏剧,便是舞台中央,一切以这位置作出发点,由舞台设计,演员表演,观众视角,全以中心为焦点,这么具体的处理,使时间也会受到停窒。但蒂尔达·斯文顿却不是个讲古的人,而是个叙事的人。时间于她,不是用来填补自己的欠缺,却是可以寻根究底,帮助自己和别人明白从何而来往何而去。时间,在她的生命里不是扮演实用价值的指引,如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才有什么成就,却是,尽其心力把那块又长又绉、又硬又厚的布匹折好叠好。
若说讲古的讲是一种全知视点,叙事的叙,就是《三千年的渴望》里蒂尔达·斯文顿所示范的身体力行:让故事如水那样在周围流淌,走在当中,感受顺流和逆流,然后如实把它们反映出来。所以,叙是要有生命历练才能练就的超视角,不同于平铺直叙或者绘影绘声地讲。
我为什么会想把一部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搬上舞台?这从何说起是好?虽然,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1983年,第一次看他的电影也是1983年,第一次见他本尊是1984年,第一次写影评是看了他的另一部电影,那是1987年,第一次和他同台(金马奖)是1994年,第一次和他同台演出(一桌二椅)是1997年,最后一次见他是2002年……但这些数字,逐一核对叙述,都只是讲古,因为世界上,历史中,在每一次与杨导的相遇和道别的背后,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
要说为什么要在云云电影中把《一一》变奏成“一一三部曲”,一定也跟佩服杨德昌是个叙事家而不是讲古人有关,《海滩的一天》的“重逢与永别”开始,时间的奥妙,在他的电影里成为最吸引我的学问,然后在《青梅竹马》 的“新旧”,《恐怖分子》的“虚实”,《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变与不变”,《独立时代》和《麻将》的 “世代”和“个人与群体”,到《一一》的 “成长与老去”之中,我看见了事件不再是直射性的光,却是多重的反射与折射。所以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的最后都不提供答案,连喻意最乐观的《一一》,也只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愿望,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更多有待后来的人探究的“故事”。
选择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就是试图效法他对时间之于现实的意义的锲而不舍的探究,由要求自己当一个合格的叙事者开始。而且,必须做个以影像,而不是以言语来说时间这个故事的人。(撰稿 林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