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 33年后的今天，仍需更加努力-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这句他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的原话，再次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行强调，提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
　　改革是系统的社会工程，不可能单兵独进，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是其中之一。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33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痼疾。在这些突出问题中，无论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还是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或者是中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等问题，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2015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条改革任务，目前已完成110多条……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纷纷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985，吹响改革冲锋号

　　1978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模仿苏联的科技发展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科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相继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整体上以较快的速度显著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对此，杨振宁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道：“新中国通过人才的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讲近代的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转变为有较强经济指向的赶超型战略，这些都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迫切需求。而当时的科技体制，已经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
　　1980年代初，上海宝山县彭浦家用电器厂厂长李七华，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夏季来临，本来是卖电扇的季节。由于市场饱和，他们厂生产的1万多台电扇积压，濒临倒闭。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济大学副教授郑万烈来到厂里，建议工厂转产工业部门急需的半导体制冷设备。李七华马上聘请郑万烈担任技术顾问。郑万烈平时在学校上课，带研究生，星期日便骑上自行车赶到彭浦家电厂“上班”。到了暑假，他还要在厂里住上一段时间。在郑万烈的帮助下，新产品开发出来，工厂很快摆脱了困境。
　　像郑万烈这样，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当时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郊区、苏南、浙江以及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里，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这种合作中，乡镇企业得到尊龙凯时平台入口的技术支持，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地。可惜，“星期日工程师”只是科技与经济自发结合的产物。虽然他们为乡镇企业从田野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大多数人却只能隐姓埋名，生怕被所属单位发现。
　　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人们寄希望于改革。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3月7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新的科技体制提出要求：“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曾参与制定这一政策的吴明瑜说，这个改革决定的基本点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技术的商品属性，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和经济的结合。改革科技事业拨款制度是决定中极为重要又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它的目标是在保证科技经费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既要保证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服务的经费，同时又鼓励从事技术开发的机构和科技工作者，通过市场化手段创造收入、增加开发经费，促进科技工作更好地同经济工作结合，即后来归纳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政策。
　　1985年5月15日，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交易会历时25天，交易额达80亿元，使人们看到技术成果市场化的巨大威力。开放技术市场，使科技成果从研究部门、高等院校，源源不断地流向企业，流向农村，流向内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
　　随后，中央加大了对科学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力度，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恢复职称评定，加强中科院建设，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中央又先后制定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基本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科技工作的大格局。

创新的科学之春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方新教授看来，1985年至今的科技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政策走向是“堵死一头，网开一面”，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不光是‘面向’‘依靠’，还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政策走向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各级政府增加了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方新说。
　　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科教兴国”为指导思想，政策走向包括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成果奖励制度。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措施密集发布，开启了一个追求创新的科学之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发，明确指出将从8大方面30个领域着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2015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围绕10个方面提出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施，直指科技体制改革难点，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施工图”；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强化科技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
　　各项科技体制改革举措不断细化落实，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除，创新驱动加速破冰前行。例如，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曾让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难：买吧，价钱贵不说，可能用完一个项目就闲置了；不买，科研任务又难以完成。左右为难之际，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心实验室帮了一个大忙。借助实验室的高精尖设备和专业服务，北方微电子公司只花几百元的测试服务费就解决了难题。这家企业之所以能够享受到这种便捷服务，正是得益于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仪器加快向社会开放的改革。

最大挑战？人才！

　　在科技界，人才无疑是最大的财富。因此，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也是“以人为本”。
　　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教育部等报送的《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并于7月17日成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批准在全国73个单位建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标志着博士后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同时，为解决当时比较突出的人才断层问题，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选拔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奖励晋升工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向中青年人才倾斜。

　　在此期间，人才专项成为人才引进、培养的重要平台。1993年，中科院提出了“百人计划”；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1995年起，人事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实施了“百千万人才工程”；1998年，教育部启动了“长江学者计划”。这些计划旨在造就年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1998年，中国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2002年，我国发布了第一个综合性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200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颁布，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得到确立。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发布。“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人才政策的宗旨和根本导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惠国看来，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但“还有很多问题依旧存在”，例如，我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问题。“中青年压力太大，无法参与很多重要的工作，也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李惠国说。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宫鹏也曾公开表示自己研究领域遭遇的人才问题：“我国开展全球变化研究最大的挑战来自人才缺乏和缺少灵活的交叉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全球变化问题复杂，需要很多具备交叉能力的科研人才。但是这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有必要从全球吸引优秀人才。尤其是给予不懂汉语的学者更多帮助，需要国家对他们倾斜支持。而且这个行业从事不同学科的交叉人才有不同的市场竞争力，例如计算机等工科人才在市场上能够享受较高待遇。为了保留人才，全球变化研究的机构需要提高这类人才的待遇。”
　　为此，十八大以来，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给科研人员搬走体制绊脚石——2016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差旅费、设备费等困扰科研人员的问题得以“松绑”，从此“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同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为科研人员的出国交流松了绑，科研人员出国交流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活动安排，而不执行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批次限量管理政策。
　　此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不再是“纸上谈兵”——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实施；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同年，国务院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使用、处置、收益——“三部曲”将科技成果的“三权”下放到科研单位，并将科研人员奖励比例从不低于转化净收入的20%大幅提高到不低于50%……一系列措施，让科技成果转化的红利实打实地落到了科研人员手心里。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再出发，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紧要任务，也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链接：徐光宪：中国稀土之父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徐光宪的求学生涯，大多是在他半工半读的情形下坚持完成。在上海交大的本科学业是一边读书，一边晚上做家教，并积极争取奖学金坚持完成学业。大学毕业两年后，他参加并通过了当时全国各地区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的考试，并于1947年底只身赴美，先到圣路易斯城的华盛顿大学化工系学习，一个学期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暑期班试读，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校聘助教奖学金。
　　1951年3月，徐光宪凭借论文《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获得博士学位，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他只用了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面对着锦绣的前程，徐光宪毅然选择回国。4月15日，“戈登将军”号轮船汽笛长鸣，徐光宪和妻子高小霞踏上归国的行程。
　　回国后，徐光宪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大学教学，也做科学研究。在他看来，个人的研究兴趣以及对研究前沿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科学研究既要立足于基础研究，还要面向国家需求。
　　1972年，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徐光宪开始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稀土元素，又称稀土金属，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徐光宪创立串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分离方法，使我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一时间，国际单一稀土产品价格暴跌，国外的稀土垄断公司不得不减产、停产甚至破产，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一举确立。
　　凭借创造的稀土“中国传奇”，徐光宪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而那年，徐光宪已经88岁，但他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
　　　　2015年4月28日，徐光宪与世长辞。斯人已去，但徐光宪的话却被学生口耳相传：“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未来需要年轻人担负起来。”

张弥曼：与鱼化石毕生“相恋”
　　82岁的古鱼类学家张弥曼第一次被中国公众认识是在2018年3月份。3月22日，张弥曼摘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而后，她又入选2018年“最美科技工作者”。
　　与亿万年前的生物对话，破解了古生代泥盆纪鱼类化石的密码，用60年走遍大江南北，张弥曼带着对鱼化石的热爱，将人生演绎出“万般精彩”。
　　“我的古脊椎动物研究生涯始于大概60年前。”张弥曼在颁奖典礼上说，自己最初选择这个专业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但做起研究后“发现非常有意思”，如同“先结婚后恋爱”。
　　年轻时的张弥曼每年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化石。行走20多公里的山路，睡在农家的阁楼上、村里祠堂的戏台上，时而有老鼠爬过，身上长了虱子……数十载的坚持，张弥曼从未退缩。寂寞山岭间，人迹罕至处，多了一个跋涉的倩影——身负30多公斤的行囊，一根扁担挑着锤子、胶水、化石纸和被子……
　　1980年，张弥曼前往国外学习，带去了在云南曲靖早泥盆纪早期地层中发现的杨氏鱼，采用连续磨片的方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在磨片制图的过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没有内鼻孔。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成果。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2006年，《自然》杂志对张弥曼的专访里引用了一个国外同行的评价，“她说的我们都信”，这可能是对一个科学家最高的褒奖。
　　对张弥曼来说，虽然已经是“80后”，但“退休”还很遥远：每天早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度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安静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谷超豪：既是数学迷，又是教育家
   
　　2012年6月，在著名数学家谷超豪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尤为引人注目：“超然远去留得方程可积曾规范，豪杰仰止尚有桃李芬芳传后世。”这是著名华裔数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向老友作的最后告别。挽联首字嵌入了谷超豪的名字，上联揭示了谷超豪在国际数学领域的双曲型方程、多元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孤立子理论中的darboux方法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下联说明谷超豪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谷超豪是一位数学迷。“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他的一生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城区高盈里7号一户殷实的人家。他5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从小学起，“循环小数”、“鸡兔同笼”、“童子分桃”等各种难题让谷超豪心驰神往，解题过程带给他许多童年的快乐。
　　1943年9月，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后转入理学院数学系学习。1946年初，他正式投入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大师门下。大学期间对物理课程的学习，为谷超豪在20世纪70年代与杨振宁教授合作开展规范场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谷超豪因学业优秀得以留校担任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不久谷超豪随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先生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陈传璋的助手，讲授高级微积分。在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努力配合下，复旦大学数学系很快成为全国最有实力的数学教学研究机构。
　　2012年6月24日，谷超豪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
　　纵观谷超豪的一生，他没有遗憾，他不仅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后继的学者——从教60多年，桃李满天下。在谷超豪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就有3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听过他课或接受过他指导的学生中还有3位中科院院士和3位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