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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核心技术, 还在“卡脖子”?-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日期:2018-07-0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刘亚东认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成为阻碍中国攻克一些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
作者|姜浩峰
记者|姜浩峰

“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其中,2016年,全国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676.7亿元,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2.08%。”今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协2018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2016-2017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发布,其中“三跑并存”一时成为科技界热词。
  在此之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对媒体提及“三跑并存”,并称,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已到了并跑、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新阶段。
  6月21日下午,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了一场科学传播沙龙,题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沙龙上,以“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为题,讲述了中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的地方。并称,《科技日报》开辟了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已推出29期,这表明其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而这个栏目还将继续下去,说明卡脖子项目远不止29项。而这些项目,大多可以算在跟跑,甚至有的项目连跟跑也困难。
  在称“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等之外,刘亚东认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成为阻碍中国攻克一些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
  刘亚东此篇演讲,迅速在网络空间流传,红极一时。
  同为媒体人出身的知名科普作家、著有《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等书的徐厚广,对刘亚东的论点,有弹有赞。徐厚广认为,在对刘亚东演讲中很多发人深省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以外,也希望国人不要走极端,不要“祖国要么就领跑世界了,要么又落后几十年永世不得翻身了”。徐厚广说:“中国发展到今天,既非已领先世界,也非不堪一击。”

“三跑并存”跟跑为主

  刘亚东称,“三跑并存”在改革开放前早已有之。“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刘亚东认为,中国科技领域大多数项目是“跟跑为主”。
  徐厚广也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在追赶。”当然,中国在科技领域奋起直追,有些地方在缩小差距甚至领先,这也是万钢部长所说“并跑、领跑日益增多”的原因。
  那究竟“三跑”各自所占比例与构成是多少呢?

  在该场科学传播沙龙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预测所所长王革称:“我们在2013年对1500余项技术进行的一次调研表明,我国领先的技术195项,并行技术355项,跟踪技术599项。”当然,王革所列调查数据是2013年的,不排除这五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弯道超车”,也不排除中国在某些领域被拉开了差距。


  刘亚东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他称,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其实他是想让更多的国内科技工作者耐得了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别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徐厚广则认为,弯道超车是客观存在的。先行者必然要经过许多弯路,而且很多弯路都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弯路后来者完全可以不走。“火车的发明者其实是特里维西克,这是一个超级发明家,发明了高压蒸汽机,发明了火车,还发明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伟大发明,但是他走了很多弯路。而史蒂芬森吸取了特里维西克的教训,弯道超车,成功了,于是,现在人们只知道火车之父叫史蒂芬森,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火车的发明人叫特里维西克。”徐厚广举例说。
  当然,如果跟跑的速度跟不上,别说弯道超车做不到,差距都是很可能越来越大的。刘亚东举的例子是——最近,美国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这一数字确实让人惊讶——毕竟国产太行发动机最大推力仅13.46吨。这还没有算上两者在可靠性和平均无故障使用时间上的差距。
  2017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晓华称,国内军用航空发动机跟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落后一代,大约是20年到25年的差距。如今,如果没有更好更先进的国产军用航空发动机问世,那这一差距无疑已继续拉大。这也是刘亚东所说“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的一个实证。
  今年两会期间,万钢曾称——在航天、深海、超算、核电等领域,中国都逐步走向世界的前列。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比如说量子纠缠、外尔费米子、胚胎干细胞等,这些技术研究的成果逐渐地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悟空、墨子、北斗组网这些科学实验卫星,现在为我们的深空探测、定位导航,还为我们的环境监测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天眼,还有上海光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得很好的进展。万钢亦提及:“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我们登高望远、居安思危,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持续发力,使科技更好地为造福人民、发展经济、保障安全作出贡献。”
  王革认为,通过梳理美国进口的100项高技术产品,结合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现状,我国面临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制造、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
  王革列出的六大短板领域中,譬如信息、航空航天领域,与万钢列出的逐步走向世界前列的超算、航天,多多少少有所重叠。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徐厚广称:“比如在大飞机项目上,我们确实落后欧洲、美国很多,但是要看到,这世界上能够造大飞机的国家寥寥无几,即便是在今天,我们才刚刚搞出大飞机项目,但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换言之,如果中国不搞大飞机项目,那么今天连跟跑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未来领跑了。

“三缺乏”之外更得有耐心

  在自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后,刘亚东将之归纳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刘亚东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古代的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徐厚广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学习西方的优点,而丢失我们自己的优势。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华文明,未来还必将以自己的面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从明代开始,从清代中晚期开始,中国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社会。“我们落后了这么久,然后要求我们立马赶上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科技成就,这是不科学的。正如大飞机的发展一样,它是有科学规律的,它是有科学周期的,要有耐心,且不可操之过急。”
  类似的观点,在沙龙上已有体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天骄航空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光秋说:“航空领域不光要有资金投入,还要有技术积累,像罗罗、ge都是一百多年的老公司,它们还不断有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王光秋还指出,在航空领域,尤其是军用航空领域,中国还面临不少挑战。军民两用航发产品和技术出口基于《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许多东西是不许对中国出口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关航空发动机领域研究成果很多,在应用转换上也有。在王光秋看来,媒体报道多少,甚至科研工作完成与否都不重要,关键是“没做出来一个真正应用的产品”,于是说服力就不大。
  徐厚广则称,对于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我们要给予它的是营养与帮助,要给它时间。而不是急于指责,这个孩子不如另外一个成年人强壮勇敢。
  《新民周刊》记者查阅《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发现其4月19日的开栏之作发表在头版头条位置,为《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主要讲的是中国芯片产业亟需的顶级光刻机,与国外领先产品有差距。国内最好的光刻机,来自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smee),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其与中国的大飞机、登月车并列。但其加工精度是90纳米,仅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2002年,中国为了填补光刻机空白成立smee,总经理贺荣明去德国考察时,有工程师告诉他:“给你们全套图纸,也做不出来。”在时隔多年以后,smee已经能做到每年增加数百项专利,以中低端市场支持高端研发。贺荣明更理解当年那位工程师所说。然而国际巨头仍在前进,发展光在水中波长更短的浸没式光刻机、减少工作面振动的磁悬浮驱动技术、反射镜代替透镜技术、真空腔体的极紫外光学系统……
  对此,贺荣明说,中国的光刻机行业,需要用五十年一百年的长远眼光去做事情,而不是期望几个月解决问题。
  与光刻机类似的诸如国产操作系统,与航空发动机类似的水下机器人等,无不存在类似的情况,也许,时间与中国人的努力付出,会给出良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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