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长达十年， 观念碰撞中建立的医院-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从1988年萌生合作意向到最终1998年开院运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史前史”长达10年。这10年中，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与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部门之间，有过争论，有过纠结，有过妥协。
　　把这一段故事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背景下看，并不奇怪。当时，中国大门初开，经济水平与美国相距甚远，对医疗服务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时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很有限，被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搞得有点“懵”。
　　但这些矛盾并没有丝毫影响双方的诚意，在不断讨论、逐渐理解的过程中，双方终于达成共识，通力合作中诞生了这座高品质的儿童专科医院。

　　长达10年的筹建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回看，这些故事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故事的组成部分，当初稚嫩的第一步，却是改变中国儿童专科医院的奠基石。

被中国儿科医生感动的美国人

　　一家美国的公益基金会怎么会想到与上海合作建设医院？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改革开放前，中国小儿心脏外科与国际同行几乎隔绝，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攻克技术上的难题。今年90岁高龄的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原上海新华医院院长丁文祥回忆道，过去中国没有小儿外科，他和同事一起，摸索着解决了小儿外科的很多疾病，最后剩下的一个空白，就是小儿心脏外科。“当时美国的先进手术装备是被禁止出口到中国来的，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也负担不起这些手术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开展婴幼儿的心脏手术只能走自己的路了。”
　　先心病患儿，越早接受手术越好，但小孩年龄越小，对手术技术的要求越高。美国已经可以给婴儿实施先心病手术的时候，中国的医生们给儿童做心脏手术的风险还很高。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丁文祥和同事们一起搞起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查资料、做动物实验、做临床试验……没有手术器械和设备，医生们就联合工厂一起设计和制造。“大到人工心肺机，小到一根穿刺针一根插管，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丁文祥教授的故事，后来被世界健康基金会当时的总裁walsh医生知道，他没有想到，在美国人印象中贫穷落后的中国，一群儿科医生凭借着勇气和智慧，用自己的办法创建了小儿心血管专业，已经可以诊治小儿先心病。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基金会是美国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建立于1958年，hope是“health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everywhere”的缩写。1958年，世界健康基金会的创始人威尔士（walsh）医生成功游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军医疗舰，将其改造成“s.s. hope”号，“世界健康基金会”由此诞生。这艘医疗船带着医疗队在环太平洋地区开展公益性的医疗工作和教学工作。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世界健康基金会开始到中国开展活动，主要在浙江杭州和其他的城市。
　　在这一次重要的“邂逅”之前，世界健康基金会基并没有在上海开展过活动。威尔士医生从美国到上海，原本的目的地是杭州，由于需要在上海停留一天，威尔士医生向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大医学院）提出，希望参观上海的儿科医院，了解上海儿科的情况。
　　就这样，威尔士医生被介绍到上海新华医院，结识了丁文祥教授。世界健康基金会上海项目组总监徐丽华介绍，威尔士医生了解了丁文祥教授的工作后，被中国医生的精神深深感动。“依靠国产的医疗器械，丁文祥教授的团队每年可以做200例左右的先心病手术，当时波士顿儿童医院每年可以做2000-3000例。威尔士医生一方面非常敬佩这位中国同行，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先心病手术以后需求量肯定很大，因此决定为上海的儿科医生们提供帮助。” 
　　这一阶段，通过世界健康基金会的协调，波士顿儿童医院等美国专家多次来到上海开展小儿先心方面的带教手术，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健康基金会基金会萌生了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华医院一起创办心脏外科诊所的想法。

十年磨合，“是否开窗”也是问题

　　诊所，在西方很常见，一些著名的医疗诊所代表着这一行业的最高标准。但对于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来说，更希望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将美国先进的儿科医疗技术更多地引入中国，因此上海方面的要求是，合作创建一家具有国际标准，符合国情的现代化综合性的儿童专科医院。
　　从建设一家诊所变成建设一家医院，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上海没有任何与国外组织合作办医院的经验，美国人也没有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医院的经验，双方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资金。从操作性考虑，世界健康基金会与上海的分工合作方式是：世界健康基金会负责仪器设备的购买和人员培训，上海市政府负责提供建设医院的用地和医院建筑的建设。
　　为了筹集经费，世界健康基金会先后动员了美国、香港地区和海外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其中包含了很多华侨。最终，世界健康基金会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项目募集到第一笔资金——3500万美元。

　　在世界健康基金会为上海的这家儿科医院各地筹款的同时，上海市政府也在浦东塘桥划了一块医疗用地，用于建设儿童医学中心。199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元年，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工厂农田，人口稀少。没有人能想到，不用太久，塘桥一带将变成繁华的街区，人口密度与浦西已经不相上下。

　　其次，要将国际标准落实到医院设计及建造上，同时又要兼顾国情，并非容易之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筹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陈树宝回忆道，中美双方几番讨论之后发现，双方在要建设怎样的现代化儿科医院上，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计算下来，医院建筑总面积按每张床位平均150m2，美方认为太低了，他们认为国际标准要达到按每张床位平均180m2-200m2。另外关于医院内部的要求也很多，比如空调，美方要求很严格，他们认为医院需要全封闭的空调环境，给病人提供一定的舒适度。还有墙体的保温方面，美方当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节约能源的重要性。另外美方还要求有地下车库，要满足病人家属停车的需求。当美方的这些要求放在我们面前时，6200万人民币的建设经费显然是承担不下来的。”
　　以20年后今天的标准看，美方对医院建筑的要求并不过分，楼房下的地下停车库，现在已经是各家医院的“标配”。但在1990年代初，上海普通人拥有汽车的情况非常少，桑塔纳已经算是比较高级的小轿车，只有少部分特别富裕的人才开得上。
　　经过协商，美方提出的大多数建筑上的要求，最后都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实现，地下停车库等少数要求，最终没有落地。
　　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陈树宝等医院筹建负责人，扮演着世界健康基金会和上海市政府之间的“桥梁”角色。“那段时间的谈判很艰难，甚至一度停滞，等待双方的商量和考虑。比如建筑全封闭的问题，我们跟市政府有关方面反映了美方的要求，讲了很多理由，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时还需要开窗通风的。我们双方一起协商后，美方同意每个区域里面的某个地方开一些窗，大体上做到不开窗而在局部开小窗，这样兼顾了双方的要求。”陈树宝说。
　　经过协商，医院的建筑投资根据实际需求，从一开始的2.5亿人民币提高到了3.2亿人民币，其中60%由上海市政府承担，其他40%由浦东新区政府承担。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医院床位共250张，40000m2的建筑面积，3.2亿人民币的建筑费用。 
　　参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建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周秋琴对那一段并不算顺利的协商历史也记忆深刻。“筹备之初，我和当时二医大校长王一飞、新华医院党委书记陈树宝等人应世界健康基金会基金会的邀请访问了费城、华盛顿等地著名的儿童医院，通过这次访问我们看到，美国对医院投资建设的标准确实是比中国要高得多，投资的量级比我们高七八倍都是有可能的。”

中美医学合作最成功典范

　　1998年开始运营时，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基金会对医院的投资已达3700万美元，后来每年也有200万-300万美元的投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项目，是这个基金会迄今为止捐赠金额最大的项目，也是这家机构常常向全球尊龙凯时平台入口的合作伙伴展示的合作典范。

　　世界健康基金会上海项目总监徐丽华告诉《新民周刊》，刚开始运营时，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几乎变成了国内医疗同行参观考察的必到之处。她介绍，世界健康基金会用募集到的资金，购买了许多非常先进的设备运送到中国浦东，还有一些设备是医疗器械公司捐赠的，如监护仪、体外循环机、放射科的仪器、洗片机、手术室器械、中央供应室的消毒设备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上知名的医疗器械公司已经开始看好新兴的中国市场，但还没有跨入中国，因此很多公司借由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捐赠，同时也起到了向中国医疗界展示自己产品的作用。
　　从最初一家小儿心脏外科诊所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包含28个专科的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到如今每年为百万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大型三甲儿童专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已经成为中美医疗合作中最精彩的故事。
　　2016年6月14日，世界健康基金会第九届年度盛会上，基金会总裁thomas kenyon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江忠仪院长颁发了“全球健康合作最佳伙伴奖”，表彰其领导的团队以全球视野，与世界上10多个国家，30多家高水平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尊龙凯时平台入口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孩子的福祉与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