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淘金到返乡创业-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整洁如新，一幢幢写字楼灯火通明，一片片生态大棚蓬勃生机，年轻的人才，关乎一个乡村、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大到经济腾飞、智能升级，小到市井生态、环境更迭。四十年来，从上山下乡到进城淘金，再从进城淘金到返乡回流，各种层级的人才，伴着人口红利溢出效应，以螺旋式上升的u形姿势，在改革开放“应势而动”的洪流中，转型、重组、融合、正在发生。

进城淘金是一种潮流

　　80年代的中国，“城市”被定义为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在那里，再艰难的设想，仿佛也有大概率实现的可能。

　　四月份的兰州车站广场，早已被云集的人群淹没，污黑、疲倦的面容、大包小包的行李，行色匆匆的脚步……西安开往乌鲁木齐的143次列车刚驶入兰州站，蜂拥的人群，就挤上了满载的火车，冲上去，被推下来，又再次冲上去……在现代交通便捷的时代，你似乎无法想象这如电影般的画面，是真实发生过的——1989年4月4日《人民日报》上，记录了6000个来自四川、河南、山东打工者“进城”潮的缩影。

　　时间倒退回10年前，1978年中国城镇化人口还不到18%，再往前追溯到1955年，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毛主席讲话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那时，潮流当道的不是进城，而是下乡。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浙江青年去新疆、广州青年去海南、江苏四川青年去青海，正如80年代“进城潮”的轰轰烈烈，这场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达1600万人。

　　一边扎根农村，另一边蜂拥进城，中国人口迁移第一阶段的抛物线转变，本质上与中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型息息相关。建国以后，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薄弱，农业生产落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必然要通过上山下乡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院长张尚武认为，城市人口城镇化，本身就是人口再分配的过程，趋势分两个，一个向沿海城市流动，一个向高效率发达城市流动。而这一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80年代初期流动量不大，大多‘离土不离乡’，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流动；80年代后期开始，异地跨省流动开始上涨，2000年到2010年增长最快。”究其深层原因，由政策扶持、产业转移、劳动力配置不均等多种合力集结而成。而这股潮流在历史扉页中，以各种形式留存了下来。

　　1991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外来妹》热播，主演陈小艺回忆说,《外来妹》像一个窗口，将“城市候鸟”的人情冷暖、生活百态展露在世人面前；2011年作家十年砍柴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中写道：“城市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繁华、文明，意味着摆脱农村的劳作，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扔掉锄头把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间，全国外出务工人数由3000万人，增长到2.5亿人，足足翻了8.5倍，一度引发社会轰动。

　　有组织、成规模的人口迁徙令人振奋，它不是随机偶发的现象，而是得益于每一次政策的“与时俱进”。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打破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

　　不过，政策只是洞察社会趋势的“冷启动”，如何顺潮流而动才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90年代初期，春节刚过，来自黔北山区17岁的姚华，就背上行李，结伴邻乡，汇入了淘金天堂深圳、广州等地的滚滚洪流。两年间，聪明的姚华分别在广州一家服装厂、东莞电子配件厂，成长为老板最喜欢的熟练技工。“和200多名同乡共向老家汇款约20万元，当时万元户都很稀缺，大家觉得很震撼。”姚华说，次年回乡后，他们带回了在南方才流行的服饰、歌曲、观念，临走时，身后多了1000多人的尾随队伍。“打工”从那时起，真正成为一个流行词。

　　“当粮食市场需求开始饱和，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农民，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贴补家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认为，随着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十里八村的乡邻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出田野，这支队伍逐渐壮大且“风生水起”。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城市部门的工业化发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省际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物理条件得到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出农业生产环节，就必须面临解决出路。而此时放开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格局壁垒，更是对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体制创新。

　　实践证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收获是丰硕的，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及经济社会的繁荣。而伴着政策的调整起伏，进城热并未在短时间内消沉，人数反而逐年上升，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到1999年，农村转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多达3亿。

“返乡军团”成创业先锋

　　进城务工人员，用一双手助力中国城市经济腾飞，但他们，始终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四十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以最符合现代的方式，通过劳动期望改变生存境遇和命运，但是即将为其接风的城市，似乎并未做好完全接纳他们的准备。

　　在“进城热潮”持续的几十年间，长足进步与现实问题并存。“发达地区遇到了瓶颈，产业结构调整，承载能力、就业能力减弱，从而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在下降。”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从一组数字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以常住城镇人口为7亿人的基数统计，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农村户籍。

　　《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曾在解读城镇化进程时试图提出尊龙凯时平台入口的解决方案：心安之处是故乡，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但这或许不是最佳答案，重建只是外在因素，人才兴衰是一个地区最根本的力量。“过去流动是单向的，现代鼓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在建设城镇现代化时，也不能忘记乡村现代化。”张尚武认为。

　　新力量重返农村，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事实上，早在2010年以后，我们就已经看到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波动、新特征，比方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从2014年以后有所下降，人口向东部省际人口迁移率明显减弱。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非农创业人员达到300万，增幅均保持在两位数左右，其中包括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就连部分城里人也开始选择到农村扎根。“他们中年龄20—40岁，高中以上学历占40%，这批人素质是很高的，已经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主力军，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任远表示。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正对面，立着一块“小岗新时代家庭农场”牌子，后面是一排整齐的白色大棚。31岁的小岗村民杨伟在这里种植了16个棚的草莓，4个棚的葡萄，4个棚的西瓜和车厘子。

　　2013年，在部队服役8年后，杨伟回到这片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起初，对于杨伟的选择，家里人都不理解，认为他读过书、当过兵，应该去外面闯荡一番。“在部队的时候，每年休假回来，我都感觉村里有变化，今年多了一条路，明年盖了新区。亲眼看着小岗村的发展，自己也要回来干点事情。”选择返乡创业这条路，杨伟干劲儿十足。

　　返乡后的杨伟，事业可谓风生水起，2015年，他通过专家指导和外出考察，以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了20亩土地，搭建起11个草莓大棚。从品种选择、管理大棚温度湿度到施农家肥、防治病虫害，两年多的钻研，杨伟成为大棚草莓种植的专家。“去年大棚纯收入11万元，今年我又流转了15亩地，扩建到24个棚，就等着过个丰收年。”杨伟说。

　　可以看到，农村创新创业，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思路，不再拘泥于小打小闹，而是撸起袖子主攻信息化、智能化甚至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显示，在农业创业创新领域50%多的项目都是基于信息技术开展，近90%的项目都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而成的联合创业和合作创业，简单归纳，从传统特色养殖，延伸到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特色化、小众类、中高端产业。“城里有农村也有”的理想，将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新态势。

　　而这一新态势还在持续迸发新的能量，2018年1月17日国务院确定了进一步支持返乡创业的措施，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农民工返乡创业正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和活力，调查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目前在农村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占43.7%，其中有43.71%从事非农业生产，进一步看，目前在农村的劳动力中有创业意愿的占12.8%，而在回流迁移的劳动力中这一比例达到15.7%。

　　任远认为，返乡创业可从两个层面分析，从大的层面讲，由于进城打工人群年龄升高或者能力增长，延续性地产生了回流人口的增加。称之为“人口逆迁移”。更重要的是，东部地区产业到中西部地区转移，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中西部地区发展，就业机会增加。从而带动了返乡创业趋势转移，使得产业发展更加平均化、平衡化。

　　从小的层面讲，“一方面是家庭内在需求，父母年迈、孩子留守，家乡劳动力缺乏是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是城市中间的排斥性，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低，令他们在城市中间很难永久沉淀下来。“进城再返乡的这部分人，大多在城市中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他们能用更前瞻的视角、超前的能力，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不断的活力。”

　　如今在中国广袤的农业大地上，从田间地头的“土专家”到创新工厂的“农创客”，再到互联网上的“新农人”，进城的潮流逐渐褪去，新一轮的返乡创业时代已然来临。

“人口红利”的正确配置

　　返乡和回流是有效的城镇化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人口迁移潮流背后，都客观存在和必然存在着一个“人口逆迁移”潮流。这个内含着回流的迁移流动，也具有其“回流效应”，对农村发展、家庭福利和城镇化过程发挥积极作用。

　　下乡、进城、再返乡……经历了两次人口大迁移，接下来的走势会像抛物线一样，再经历一次进城吗？根据张尚武的观点，更多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如何做到双向流动，需要从人口红利和城市配置上下功夫，在人口大逆转的“大浪淘沙”之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一二三线城市甚至乡镇应该怎样配置资源才最优？

　　事实上，从进城成为潮流到返乡创业先锋，中国人口红利释放得非常充分，并得到了有效利用，改革开放、劳动资源、全球化三者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引进的外资相结合，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但需要强调的是，人口红利不会长期持续，因为我国在1950-60年代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10年以后逐步进入老年，而他们的子女数量较少。所以，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老龄化越发严峻正在预示着人口红利的终结。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老龄化如何转化成资源、带来社会结构调整，值得关注，人口红利的深层效应依然有待挖掘，而它的现实存在，最终一定会转向中国发展的问题，比方说，如何将劳动力数量转向劳动力质量。首先从自身找问题，在做基层调研的过程中，许多大学生反映，自己的专业在乡镇区域并无用武之地，这本身与故步自封的理念、城市产业结构跟不上十分相关，抢人才容易，留住人才难，“抢人大战”看似找到了解决之道，但如果城市吸引力太弱，也很难再谈生存空间了。

　　而随着迁移到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远离了农耕作业，不再拿起镰刀下地，这时候关心农民、热爱农村的职业农民也就应运而生，作为劳动力质量蜕变的衍生物，职业农民并不是农民的身份，而是真正成为一份职业，他们利用城市的先进技术，洞察市场需求，靠着地缘、血缘的天然关系，动员人们一起推动乡村发展，从而实现其返乡的内在价值。

　　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就此失去了吸引力，她依然有“吸虹效应”，任远告诉《新民周刊》，从城镇化持续深化的角度讲，迁移人口越多，回流人口也越多，而这一深层原因，源于迁移流的连续效应，实际上也是往城市迁移的内增性结果。“城市的发展质量、功能配套、文化理念，都需要随着高质量人才的进驻，不断改革创新，因此，迁移效应必须增强，而非减弱”。

　　随着中国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依靠差异化思维，学术界提出了一个“精明增长”的概念，针对发展效率高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如何聪明地管理好自己的资源，守住发展的底线，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竞争力和现代化。与此同时，一些二线城市及乡镇地区的收缩，亦要学会“精明收缩”，一张一弛，方能实现效率、公平和生态在城乡融合间协调发展，而这，也正是实现人口迁移合理配置的重要引擎。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是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转型的必然结果，从高速度走向高质量的过程，正是不断满足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终极目标。只有从根本上缩短人与人、人和地区、地区与地区差距，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