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宽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近现代以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移民城市上海,吸引了无数海内外各阶层人士前来工作、学习和生活。
长三角的人文传统深深影响了海派文化,历史沿革又给予了上海西方城市治理的先进理念,东西交汇的城市风格铸就了举世无双的上海,开放而理性。“海纳百川”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争创一流的雄心,通过不断提升环境软实力增强向心力、创造力、竞争力、辐射力及影响力;“海纳百川”也是广博的胸怀,欢迎全球人才在这里圆梦。
海派文化,一个“杂”字
上海有爵士也有昆曲,有康克令小姐也有奉帮裁缝,有公馆洋房也有豫园城隍庙,有唱响普契尼传世经典的上海大剧院也有展览吴昌硕、任伯年等海派名家画作的艺术画廊……海派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杂字。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创作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从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写,到各种现代艺术潮流的涌动,多元的格局形成了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化带动了以南京路为代表的百货业、游乐业,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方式,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白话小说逐渐从文言文掘墓人的角色转变为市井小说的路子,张资平、叶灵凤、张爱玲、苏青莫不如此。他们的小说表现市民的衣食住行、人际关系,相当地迎合大众口味,他们将一支笔伸入到赌场、跑马场、咖啡馆、电影院、新式饭店,沉迷于现代都市所带来的狂喜与震惊之中。
他们也喜欢在茶余饭后,将各种小道消息拿来作为谈资。于是,各种小报就应运而生。
从1897年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算起,一直到1952年《亦报》《大报》并入《新民晚报》止,小报前后共经历了50多个春秋。据统计,在半个多世纪里,上海出版的报纸多达1786种,其中小报就有1266种。这个数字占当时整个报纸出版量的70.88%,其数量不仅雄居全国之冠,且种类繁杂多变。这种独特的现象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所未曾出现过的。
海派文化包罗万象,当然不局限在文学的领域里。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让人目不暇接。上海的舞台文化,也像海派饮食文化一样群星璀璨,不仅有本乡本土的“申曲”(沪剧),京戏、越剧、淮剧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都在上海舞台上各领风骚。
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各地民间艺术,是海派文化中最有魅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上了点年纪的上海人小时候没有去“大世界”和“新世界”白相过的,似乎也是凤毛麟角。而在各种游玩中,最能“大小通吃”的非滑稽戏莫属。
最早在上海滩上唱独角戏的是苏州人王无能。他曾在公平洋行当差,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各种方言和口技,先在文明戏班里扮演丑角,以插科打诨闻名于世,他自编自演,《各地堂倌》、《宁波空城记》和《哭庙根骂爷》都是其百演不衰的名段,搭档钱无量拉琴。就像相声界的刘宝瑞先生那样,王无能一个人撑起一片舞台。
海派,就是花样多、反应快、变化勤,追逐时髦,敢于创新,因为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海派文化”的中心。从五四以降到改革开放,这个共识越来越多地为内地所接受。
红色文化,源远流长
上海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是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极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源远流长的红色文化基因。
作为中国新文化标志的《新青年》,最初以《青年杂志》的刊名在上海刊行;五四以后两个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它们的出版基地却都在上海。原来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接手后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创造社则以上海的泰东书局为其出版基地,后期创造社逐渐激进,和太阳社一起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力军,这在京派文人看来,革命文学也就成了海派文学中的一分子。
上海,是张闻天和陈云两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出生地。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西侧的川南奉公路与闻居路的交汇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宅院,一正两厢加偏房,木格窗棂、竹笆护壁,仿佛一下子就能将时光拉回到100多年前。
门亭匾额的大门上,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张闻天故居”五个大字闪闪发光,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就诞生在这里。在这样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张闻天度过了他的童年,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节约的生活起居,使他自小养成勤勉朴实的习惯。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1925年10月28日,张闻天在上海吴淞口登上了一艘苏联的运煤船,去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求学,从此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
位于青浦区的陈云纪念馆是在“陈云故居”和原“青浦革命历史陈列馆”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于此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长大。1919年陈云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上海,是陈云革命的起点。
在浦东六灶会龙村,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弘的革命纪念碑——“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那是为了纪念74年前,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曾经在这里打过的一场令人叫绝的伏击战:朱家店大捷。
1937年上海沦陷后,浦东地区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只有12个人的“短枪队”,发展成为一支上千人的独立支队。这就是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后改称淞沪支队)。
1944年8月21日,他们在这里伏击击毙日军34人、汉奸1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40多支,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这段历史,现在了解的人不是很多了,在上海的郊县,有着无数这样的红色传奇故事,它们,也许就在你的身边。
移民文化,“推波助澜”
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等为代表的宁波商人,对上海的近代化进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虞洽卿是浙江慈溪人,6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便与母亲和3岁的弟弟相依为命。他早年到上海当学徒,初到上海时,恰逢天下大雨,他怕布鞋被淋湿,便赤脚前往瑞康颜料行,被老板认为是“赤脚财神”上门,从此开始走大运。
上海,是浙江人虞洽卿的福地。在上海,他的事业风生水起,1894年,27岁的他担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平步青云,1903年他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成为上海金融街的巨鳄。
虞洽卿当然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幕后支持者,这不必讳言,但同时,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这一点,而是全面地看待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虞洽卿还是有进步的一面。
1905年腊月,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10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激发民愤。虞洽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他还发动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反英斗争,弘扬了民族正气。1906年春,虞洽卿有机会与端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使他对国外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回来后,他一心为振兴中国的实业而努力,上疏慈禧太后,指出外国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及制约中国实业发展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创办中国自己银行的主张。
1931年7月2日,日本军方在朝鲜煽起排华反华浪潮时,他又率先在上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同月14日,还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抗战爆发以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并冒着生命危险,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以解决租界内难民拥挤而缺粮的危机,还积资在香港购买三吨道奇牌汽车300辆,从缅甸、仰光等地运来五金配件,供军需之用。
这是个复杂的人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他的存在是当时上海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体现。
黄楚九是著名的大世界的老板。他是浙江余姚人,1887年,黄楚九父亲去世,随母来沪,入清心书院读书。后不愿读书,随母行医卖药,取名颐寿室。1890年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创设中法药房。研制“龙虎人丹”获利丰厚。
黄楚九以中法药房为基业,于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1913年创设“楼外楼”屋顶花园。同时又合资成立新业公司,租地建造“新世界”游乐场(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新世界”拆股后,又于1917年集资创办中国最大的“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占地1.4万平方米,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商场、餐馆等,每栋建筑都有一个雅号:飞阁流丹、层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风畦坐月、霜天唳鹤、瀛海探奇、鹤亭听曲、雀屏耀采等,被称为“十大奇景”,京剧、话剧、昆剧、徽班、蹦蹦戏、电影、大鼓、相声、评剧、说书、苏滩、本滩、杂耍等南北技艺兼容并蓄,还有许多新花样:底楼设“共和厅”,引沪上名妓轮流献艺,名曰“群芳会唱”,露天场地装有“高空飞船”,以吸引儿童,“西洋镜”、“济公坛”、赌博机“吃角子老虎”等遍布场内,还办有四开报纸《大世界报》及游览储蓄部,以赠送门票、月券吸引游客。周围银行、钱庄、洋行、商号、旅馆、餐厅以及赌场、妓院、鸦片馆等应运组成商圈,游客云集,成为“远东第一游乐场”。黄楚九这位浙江余姚人的商业眼光让人刮目相看。
那时候的上海被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早已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更加敞开怀抱,不拘一格降人才,欢迎天南地北与这座城市产生精神共振的来客。
上海市外国专家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归国人员达15万余人,居全国前列;在沪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为21.5万,占全国的23.7%,居全国首位。排队秩序井然、遵守契约精神、市民素质高、国际化程度好……老外爱上上海的理由说不尽。
为什么那么多老外会选择在上海定居?因为这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
希腊建筑师康希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1年,他在上海的建筑设计工作室获得了来自全球各地、甚至是自己故乡希腊雅典的设计邀约。多年来,他最难割舍的是来自家乡的酸奶和橄榄油的美好味道。“十年前我们要开车去很远的超市才能买到,而现在进口的希腊酸奶、蜂蜜在各种商店中都可以见到。”
中文说得很溜的美国人范魁龙,选择和家人在上海浦东定居。现在,他在上海国际协和学校担任招生管理专员,三个孩子也在这里读书。在浦东生活了6年多的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饿了,就用饿了么或美团点餐,网购,就用京东,他觉得非常方便实用,上海生活的便利让他乐此不疲。
这些新上海人在上海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不再是那些冒险家,而是享受着上海文明开放成果的普通人,共同为上海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