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记者深度观察中国外交 21世纪已走向“中国世纪”-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很多理论家曾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我们作为记者，实实在在已经观察到无数的现实迹象，正在日益明确地印证着这一点。
撰稿｜郑若麟
记者和学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学者更多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世界，而记者则是在实践中来描述世界。这两者之间往往会有一个时间差：学者从理论上或预见或论证实践中“即将”发生或“已经过去”的事，而记者则是实时记录“正在发生”的事。对于中国外交也同样。
从记者的角度，中国近年来的大国外交确实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取得的一项项具体成就有目共睹，毋须赘言。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就在法国任常驻记者，直到近年才回国。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外交近年来的深刻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深谋远虑、精心谋划的外交作风又回来了；二是时代变迁导致内政与外交日益密切衔接，外交越来越与国民生计紧密关联；三是立足于百年中国之大计，中国外交视野投向全球、上下纵横，中国明显地在重返世界历史舞台之中央。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具有新一轮全球化内涵的各种倡议，积极介入和参与全球治理，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国际担当；也许官方尚有某些保留和谨慎，但作为民间的舆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引领世界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很多理论家曾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我们作为记者，实实在在已经观察到无数的现实迹象，正在日益明确地印证着这一点。
精心谋划是外交之焦点
应该承认，对于外交，我们普通民众有着很多误解、误会或误传。比如人们往往会说，外交只是内政的延续，因此内政才是关键，所以搞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人们还经常认为，“弱国无外交”，因此只有强大起来以后，我们才有发言权，所以外交就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人们肯定还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外交无小事”，凡涉及外交，都要谨慎对待……其实，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在一定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内涵、当然也有着一定的正确性。
但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背景。今天中国外交需要的恰恰是一种从全局出发、精心谋划、深谋远虑的大局外交。我们曾经历过一段我称之为“反应式外交”的历史时期。当时我们外交的主要精力在于“灭火”：哪里出了问题，就到哪里“灭火”。当时的外交基本上是在发生事件之后，再进行“外交堵漏”，缺乏一种事先的预案和谋划。而到了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又容易产生急躁心态而做出不当的过激反应，未能从全局以及敌我双方斗争态势出发形成对事物的正确判断，从而不得不吞下一些外交“苦果”。我在法国时就曾遇到过法国外交官在售台拉法耶特舰后得意洋洋地问他们的中国同行：“苦果”（“ 苦果”一词在法语里是不存在的，因此翻译成法语后显得非常特殊）的滋味如何……
今天我们看到的则是安全不同的外交方针。一方面我们明显地更为自信，另一方面也更为稳健、智慧。不久前发生的中菲南海之争和中印洞朗地区外交摩擦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这两大事件中，我们都没有贸然做出激烈的反应，但又绝非拱手让出国家利益，而是深谋远虑、精心谋划、从容应对，前者化危机于无形之中，后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最重要的是，在两大外交事件中，中国都没有掉进潜在的、并未露面的对手所预设的陷阱而陷入被动的局面。从战略的角度而言，做到了以大局为重；而从战术的角度看，并未因此而放弃国家利益。
对于中印两国关系来说，洞朗事件绝对是一个“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内政、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以及中国在全球范围主导着一带一路布局的“大局”而言，这又绝对是一件“小事”；但是要是我们应对不当，导致两个核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甚至导致一场边界战争，“小事”又绝对可能迅速演变成一件“大事”，不仅有可能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崛起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牵涉到全球地缘格局变化的大事。无论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而言，中国相对于印度都可以说更胜一筹。但“强国”并不一定就会自动赢得外交胜利。“弱国”才需要外交。印度这次以“弱”挑衅“强”，正是想利用外交来赢得这场边界之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印度主动挑起争执之时机、方式和动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贸然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甚至导致流血，从外交的角度，我们很有可能掉进一个预设的陷阱。这令人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关键障碍“台湾问题”。毛泽东主席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时，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这才是抓住外交重点的精髓。中美在台湾这个“小问题”上没有太过纠缠，才有了中美战略靠近，才有了后来发生了一切，以及今天中国面对的有利的国际格局。今天在洞朗问题上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让人感觉到这种大手笔的中国外交又回来了。
外交既内政
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与内政无法截然分开。
其实，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即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全球化3.0版——在全球迅猛展开伊始，大国外交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世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高，到今天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达到了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地步。而与此同时，大国相互之间的竞争也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这一时代，外交已经超越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仅仅是一国对外关系的范畴，而往往带有全局性战略重要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外交上应对失策，很有可能对内政产生重大影响。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外交有时可以、甚至经常成为一个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源头。
苏联的崩溃即为一个反面例子。
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对内推行“透明”和“改革”政策、对外推行“全面缓和”外交时，他没有意识到，对于西方来说，苏联是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对手：既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国家，又是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对手。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要放下意识形态武器，西方就会视苏联为“伙伴”，而忘记了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对手这一事实。戈氏实在是世界历史上最荒唐、最昏庸的一位大国领袖。于是，在苏联改革进程中的每一步（从政治上取缔共产党到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都是西方用花言巧语糊弄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投降的苏联，而用釜底抽薪的方式（从分裂苏联到北约东进）将地缘政治对手的苏联打翻在地并试图致之于死命……最终苏联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谈判”进而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梦幻中崩溃；而“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总统里根（基辛格语）却执着地以推进外交攻势的方式（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判的同时坚持苏联是“邪恶帝国”，提出要以“星球大战”战略来对付苏联……），以处于历史上最虚弱时期的美国，不战而胜，打赢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使一个庞大的帝国自行解体。
戈尔巴乔夫将自己国家的前途押宝在两大赌注上：一是苏联一旦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就会向苏联打开贸易大门，苏联就将会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实现现代化（即西化）；二是一旦苏联实现了现代化（即西化）将成为世界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两大国之一。但现实是苏联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苏联不但未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成功“西化”，相反出现了解体而沦为一个二流国家……我曾就苏联问题采访过法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梯耶尔·蒙布利亚尔，他就认为，如果苏联学习中国从自己经济的最有利的一面（能源）开始改革，如果苏联不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采取一边倒政策（苏联经济改革休克疗法理论即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苏联哪里会这么轻易垮台！
通过外交来捍卫国家利益，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人民币、气候变化、知识产权、产能过剩等一系列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领域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外交都立足于为国内政策服务。其中气候变化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在我们新能源领域几乎是“零”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我们坚守底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而到了2016年巴黎cop21峰会时，我们已经是新能源出口大国，特别是在太阳能等领域；这时，我们坚定地成为清洁能源概念的捍卫者。在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协议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国家。在全球舆论圈内我们赢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这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
过去我们往往忽略外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即通过外交来影响一国的内政。我们今天意识到，针对中国的外交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试图让中国“走邪路”：即西方化。这几乎可以说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针对这一外部的外交攻势，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以攻为守，反过来向西方舆论解说“中国模式”。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七八年前我们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主要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表白”，想说明的还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并没有那么坏”的话，今天在我们提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就已经是一种舆论攻势，其主旨已经是对“西方体制”和“中国体制”进行比较和较量、并且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大样板，试看谁将能够主导21世纪的世界。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中国又进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就进一步将中国内在经济发展阶段导致的市场需求、能源需求、原材料需求，与扩展外部市场和原材料供应政策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共赢”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主导的“全球化4.0版”的启动。
中国外交应引领世界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外交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迈向世界、迈向全球，中国引领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一直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们修建长城，为的不是去征服他人，而是为了不被他人征服。人总是“以己度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想象他人。我在法国当记者时，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访，法国专家们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挑战西方？我们总是说，我们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我们不挑战西方的主导权……说实在话，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西方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表白。因为西方文明具有一种征服性，其思维方式与我们截然相反，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就像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一样。其结果就是我们越是表白，引起的疑虑就越多。更为困惑的则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不明白中国到底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呢，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息息相关。我曾到非洲很多国家采访。从摩洛哥到马里，很多黑人、阿拉伯人朋友都急切地问：中国什么时候出来领导世界啊！这样的话，对于官方来说，可能是一种忌讳，但我在民间确实听到很多类似的反映。事实上，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方向。而他们需要的，是更为明确的宣示：世界将往何处去，谁将引领今后的世界。
今天我们采取了更为鲜明的做法。既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世界进入地球村时代，我们与世界已经无法分割。而我们能不能引领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未来世界上主导人类发展的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那么我们干脆提出我们的外交战略和目标，这倒使今天的中国外交变得更为清晰、明确而更能吸引人。
过去我们总以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谁也无法逆潮流而动。然而今天我们认识到，和平是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捍卫的，而发展也是有多种模式、多种道路的。其中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发展目标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去实现，二是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中国倡导的共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享。这是我们与美国主导并正在走向失败的全球化3.0版的根本区别。全球化3.0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而富国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这是全球化3.0版失败的根本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从外交上来看，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成功的举措。这一点国内已经有太多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外交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抓手”，通过这个“抓手”，中国将在世界上联合一大批国家，走上一条真正导致“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道路。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而中国外交也将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获得21世纪舞台的主动权。
中国外交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也是从长年的观察出发，我认为当外交缺乏对细节的精心梳理、对效果缺乏深入的跟踪、对舆论缺乏耐心的引导，也会使一国外交变优势为劣势、变胜利为“失败”……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外交就是广交朋友。从这种理念出发，我们的外交官往往以“与驻在国加强友好关系”为己任，而我们也往往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来衡量外交官政绩。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外交的误解。外交确实需要交朋友，但有一个前提，即“为了维护中国利益而交朋友”。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与某国交恶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说“不”。如果一味追求“友好关系”，我们会掉进自己为“友好”而设下的陷阱里。我记得，在北京奥运前夕，中法关系当时被认为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令中国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发生西藏拉萨事件时，法国竟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跳得都要“高”；在奥运火炬巴黎接力时，竟遭到在海外传递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中法关系顿时掉进低谷。显然，我们在维护高层互访及保持两国官方友好关系时，忽略了法国民间舆论中存在着的反华主流，结果导致我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失误（选择法国作为火炬传递国）。这是对外交对象国缺乏全面研究所致。
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过度注重官方、正式的表态和反应，而对民间舆论缺乏更深入的关注。我在主持央视法语频道举办的两次有关“一带一路”大辩论节目时曾问嘉宾、贝宁大使阿多韦兰德，非洲民众是否了解、支持一带一路，他明确回答说，非洲民众不知道一带一路；不知道、不了解，也就无从谈起是否支持。这证明我们对官方的工作非常到位，但对民间舆论的工作则还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外交往往给民间以“友善有余而捍卫中国利益不足”的印象。民间往往传说，中国有多少多少外交官的子女在驻在国留学甚至移民；于是有关的想象就会充分发挥……确实，当我们的外交官子女在驻在国留学或移民时，我们就会“底气不足”……我们的外交官当然应该享有所有中国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即子女留学、移民的权利。但是否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方面保障外交官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能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在驻在国举办中国自己的学校（就像法国在几乎所有大国都有外交官子女学校一样）、比如规定外交官子女不得在父母驻在国留学、移民等。外交是靠我们每一个外交官去具体实施的，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则需要每一个外交官自觉、主动地去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解除外交官们的后顾之忧。
外交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外交也应该包含引导对象国对华舆论动向的工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曾引古人话语指出的那样：国之近在于民之亲。要使对象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亲近感，同样需要我们的外交去进行必要的努力。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外交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现在正是新一代外交官展现自己才华、在中国外交垂名青史的时代。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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