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与“阿拉”这座城市的缘分-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禁发现马克思与“阿拉”这座城市有着非常深的缘分——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前沿重镇，中国传播史上众多的“第一个”和“第一次”都在上海发生。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开卷之语，激昂中带有诗意。作者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当时，这对睿智又充满激情的伟大学者不满30岁。《共产党宣言》从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170年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一个世纪以来，德国人马克思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的“陌生人”，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的学说著作深深打动中国人，并被广泛学习运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一步步朝着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前行。
不解之缘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禁发现马克思与“阿拉”这座城市有着非常深的缘分——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前沿重镇，中国传播史上众多的“第一个”和“第一次”都在上海发生：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燃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星星之火”，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成为一种必然。
1920年初，陈独秀自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上海，《新青年》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更加积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努力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坚实基础。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系统而简明的介绍。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都是当时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余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6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成立。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并印行党的宣传刊物。1925年，上海书店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并在国内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网。
十里洋场的红色基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在上海撒下了无数“红色基因”——
渔阳里：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
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渔阳里的记忆里闪耀着片片红光：一群觉悟的青年，以《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为阵地，把红色思想传向四方。这里，曾诞生第一个党组织、第一个团组织、第一个干部学校、第一个党领导的工会……这里，曾经是红色心脏，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建党的不少工作完成于此。《新青年》在这里编辑，《共产党》月刊在这里创刊，作为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期间的“秘书处”，此处诞生的思想随后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20世纪20年代， 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当其冲。此时的中国发展历程，已经同整个世界的面貌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也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到中国，缘起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制度，开始显现成效。一批又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生，乘船经吴淞口回到上海，或经上海到中国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断传入国内。
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出去和归来，这种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城市更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兴业路76号，原为老上海法租界“西门区”望志路106号，后门在贝勒路上的树德里（树德里3号），属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纪念馆成立于1952年，当时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1968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社会公开开放。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0世纪20年代，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黄浦江畔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随着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陆续建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的倡议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相继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穗的陈独秀及在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讨之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望志路106号当时是李汉俊和其哥哥李书城的寓所。96年前的望志路还地处城乡接合部，后门的树德里在当时属于新建石库门社区，一街之隔就是农田，属于法租界管辖范围。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上海仍在军阀政府的控制下，而法租界因为种种原因管控力不足，成为相对的“安全岛”，这也是中共一大在此召开的重要原因。
一大召开的第六天，因租界巡捕骚扰而被迫中断，李达提议异地开会，确保安全。李达的妻子浙江嘉兴人王会悟建议到家乡嘉兴南湖，那里游人少，好隐蔽，可以包一艘画舫，在湖中开会，这得到代表的一致同意。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立志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延安中路北侧，成都北路以西的沿街地带，两排石库门建筑格外醒目，这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此外，它还是人民出版社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妻子王会悟的私人寓所。
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准备召开二大时，李达还是负责会务筹备，夫妻俩将住处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作为二大会场。王会悟再次自告奋勇，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在门口放哨，为二大做警卫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另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等八次中央重要会议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这幢普通的两层石库门民宅里举行。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以王明为首，贻害中国革命长达四年之久的的“左倾”错误路线粉墨登场。但于此同时，党内健康力量也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民主斗争的史诗缩影。在这里，既有胜利的凯歌，也有失败的阴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浓重的阴影。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坚持真理的健康力量，党才有能力不断战胜千难万险，发展壮大，创造辉煌。
三曾里：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在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很难想象，90多年前这里曾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来自弄堂里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
当年这个小弄堂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7月，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虹口永安里地处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地段，弄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一头通向四川北路，一头通向多伦路；弄内五条支弄并行。这些特征，为我党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上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弄堂，正是这许多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从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安全掩护所。中共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都曾设在这里。
左翼文化运动：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
左翼文化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有纲领、有组织领导开展的革命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特点，即党不但率领武装的军队，而且率领文化的“军队”，同时向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进攻。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29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特别注意宣传介绍辩证唯物论，这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着重介绍唯物史观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展论争，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宣传、研究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
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成长起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通过办报办刊，有序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又处在开创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使党的政治主张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扩大党的基础；要领导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任务。
除了持续不断地创办报纸杂志，中国共产党还致力于文化教育，显示出党的创始人的高瞻远瞩。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参与领导了几所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学校，其中著名的学校有: 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
上海机器工会：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
黄浦区自忠路，位于上海的中心区域之一，周围高楼鳞次栉比、公园绿意盎然。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曾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年，在一幢破旧的临街住宅里，推开吱吱呀呀的简陋木门，工人阶级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人”——上海机器工会。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共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由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阶段，由理论付诸实践，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从此有了“娘家人”，也成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动力。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全面的部署。
1924年，南洋烟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这是从1922年底以来党所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宝山路584号市北高级职业中学内，1927年3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党史留芳。
1929年的上海，工人运动不断。5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停工，分区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发表宣言。同日，国民党当局就发布通令，禁止集会游行。6月6日，英美烟厂4000余工人罢工，抗议资方开除工人。6月28日，全市274家中药店2500名店员罢工，反对国民党取缔其原工会。7月4日，虹口区20家丝厂的11000名工人罢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据记载，1925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有职工4000人，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
商务印书馆的党员团员纷纷踏上了追求进步的革命之路。在他们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原本平静的商务印书馆内部“工潮”澎湃。从五卅运动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印书馆职工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中坚力量。由此，商务印书馆被视为“革命大本营”。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斗争上，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完全放弃领导农村革命运动。90年前，青浦小蒸、枫泾地区农民武装暴动威震江南地区；1928年4月，嘉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嘉定整个西乡地区进行了一场“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暴动斗争。
1929年2月6日，在中共金山（浦南）县委领导下，金山地区新街镇发动“新街暴动”，尽管暴动最终在国民党当局大批军警镇压下失败了，但鼓舞了人民斗志，对金山、松江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1930年8月9日晚9时许，在浦东泥城鹏镇马泐港的海滩边，聚集了近千农民、盐民，暴动群众手持大刀、扁担、镰刀、铁塔，向马泐港盐廒进军。8月10日上午，暴动队伍临时设立了农民暴动指挥部，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宣布成立泥城苏维埃政权……泥城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头版头条详细报道了泥城暴动的经过。泥城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时间跨度之长，斗争规模之大，取得胜利之显著，英烈牺牲人数之多，都可列上海郊县武装斗争历史的前列。
这些农民暴动和上海地区其他农民武装起义一样，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蒸枫泾农民暴动的领导者是陈云同志，因而在上海党的发展史上，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回溯上海农民运动都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尽管上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城市斗争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农民运动照样如火如荼，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红色基因。
修德坊：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
当时在上海设立机关，虽然空房较多，但租房要担保，要找到“殷实店铺”具保，这方面较不容易。周恩来指示要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劳合路（今六合路）的泰亨源水电行、静安寺路（今北京西路）的古董店、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三民照相馆等“自己人开设”的店铺，都成了特科的联络点。三民照相馆作为中央特科武器存储处和秘密联络点，储存着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的枪支，这些武器有各种型号的手枪如驳壳抢、左轮枪、勃朗宁手枪，甚至还有机关枪。
1927年，对诞生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
当时的上海隐藏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秘密网络，复杂交错。
1927年11月，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报、保卫中共高层人物、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等。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上海，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还有效地指挥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活动。
上海隐蔽战线历史上创下“四最”：最早设立、最重要阵地、贡献最大、作出牺牲也最多。
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1928年春，周恩来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他又研究、拟订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上海的城市斗争之所以能坚持28年而不中断，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
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由周恩来主抓筹备。1929年春，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于同年秋在福康里9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
1931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和许多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这时，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恩来召唤到党的隐蔽战线，参与中央特科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当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特科交由陈云接管。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特科先后由康生、潘汉年负责。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转往江西苏区，潘汉年随同博古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上海中央局。1935年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
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极端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为中共各级组织、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培养了一批特殊的人才。他们离开上海后，像火种一样，撒向各个战场，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两个区域（简称红区与白区）、两条战线斗争（武装斗争与隐蔽战线斗争）与国民党统治者开展长期的斗争。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战场、主旋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一判断，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党的隐蔽战线斗争重要性的认识。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历史事件中，党的隐蔽战线所开展的斗争，对党中央正确的战略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多个场合充分肯定隐蔽战线工作，赞扬过作出贡献的同志，甚至评价说，隐蔽战线的某一个重要同志，他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多少个红军师。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上海拥有如此众多“红色基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是属于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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