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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文化介入治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高举高打的强力进入，收效也许适得其反。用心观察、冷静分析、且行且思、顺势而为，这是闵行案例留给我们的思考。
记者｜金 姬 实习生｜王仲昀
唱唱跳跳有地方；
唱唱跳跳有平台；
唱唱跳跳有提升；
唱唱跳跳聚人心。
从呼应市民基本文化需求切入，政府职能部门拓展阵地、搭建平台、创设机制，到今天普通的市民文化团队文化素养获得提升，溢出参与社会治理，这是近5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公共文化建设留下的四个坚实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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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闵行
自2014年上海市委启动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调研以来，沪上基层社会治理进入改革高潮。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好抓手——从2013年起，上海连续举办覆盖全市、贯穿全年的市民文化节。每年举办的5万项多形式、广覆盖、高质量的各类文化活动和赛事，吸引了2400万人次积极参与，文化的力量润物无声。4年来，公共文化活动吸引着众多的市民参与。他们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对社区和城市产生更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jpg)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新行者”的上海究竟如何用文化方式助推社会治理创新？位于上海地域腹部的闵行可能最有发言权。
一方面，闵行具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文化资源，生动演绎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闵行作为行政区只有25年的时间，但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马桥文化。有专家认为，闵行马桥文化与青浦崧泽文化和松江广富林文化如同“沪”字的三点水，共同创造了上海古文化的辉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指出：“马桥文化既是远古上海走出历史低谷的起点，也是远古上海开始向近现代国际大城市攀援上升的原点。马桥文化开放、多元文化的融合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源头。”
1000年的江南文化，在闵行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宝老街、召稼楼老街、朱行老街、曹行老街、颛桥老街、荷巷桥老街、杜行老街等江南古镇老街文化资源，为现代城市发展预留了弥足珍贵的人文空间；而马桥手狮舞、颛桥剪纸、七宝皮影戏、莘庄钩针编结、民族乐器制作等，则传承着闵行人的心灵手巧和精湛技艺。
近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登陆，为处于上海近郊的闵行带来开放的情怀，时尚的生活，更丰富了闵行历史文化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浦江边的老闵行地区，先后建立了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被称为新中国现代重工业领域的“四大金刚”。现如今，在原先“四大金刚”的附近就有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校区，通过打破高校与社区、产业园区之间的隔阂，谋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文化新局面。
另一方面，闵行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发展不仅有历史文化的先天条件，更有“天时地利”的后来优势——2015年，上海市政府为了推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开始在全市4个区试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闵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拥有253万常住人口的行政区，在“十二五”期间就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不断创新。据统计，“十二五”期间，闵行区累计新增公共文化设施5.51万平方米；每年开展“百千万”文化资源配送服务，包括100场“高雅艺术进社区”、500期文化培训讲座、2000场公益流动电影、4000份报纸杂志进社区、20000场数字电影进社区等。
文化活动平台不断丰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区级层面，“十二五”期间的成果包括2014年的闵行区艺术节、两年一届的“金秋闵行”上海合唱节（2011、2013、2015），每年开展的上海浦江沪剧节、市民广场舞大赛、四大民俗节庆活动、“金秋闵行”市民文化节、全区创作节目汇演、“激情闵行”社区文艺大联演等。
而在镇级层面，则突出活动全民性和本地区特点，开展了诸如“流动的魅力”系列活动、“我要上村晚”“文化天天乐”“炫梅陇”市民才艺秀等特色活动。全区现有群众文化团队1200多支，年均组织各类活动20000余场次，年均参与文化活动人数达400多万人次。
文化这棵参天大树，在闵行的土地上枝繁叶茂。
螺蛳壳里做道场
在这一组组漂亮数字的背后，是闵行区对于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及探索。闵行区始终将“文化惠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文化服务。对此，闵行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给《新民周刊》打了一个比方：“我们提供的文化服务不能像一个盆景，老百姓只能远观；而是如同一个公园，每个人都能走进去并成为景观的一部分。”
为了让更多的闵行人享受到“文化大餐”，闵行的文化干部们可谓煞费苦心。
一方面，要让有限的文化产品送给最需要的人。区社会文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专门跑了闵行区14个街镇摸底，发现以往的文化产品供需并不匹配。“敬老院里的老人要看电影，但没人去放；而我们在文化活动中心放的电影却没人看，因为年轻人都去电影院看大片了。”杨继桢举例。
另一方面，闵行区摸索出来一套“空间换服务”的成功经验。“有些文化设施，如果政府来管理，可能每天只能利用8小时。如果这一带老百姓的需求是16小时，但是我们不可能找到更多的场所了，怎么办？”区群众艺术馆的一名干部介绍了他们的做法，“我们可以引入第三方管理，让这个场所至少可以每天利用12小时，这样也能解决一部分老百姓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把效能提高到最大，弥补公共服务不足。”
“空间换服务”的想法，被最终的实践效果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构想。.jpg)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对此，杨继桢感触很深：“政府不能应景、作秀、做概念，心里要装着老百姓。搞文化服务，考虑的是领导喜欢吗？会给我加分吗？其实，我们要想明白到底为谁服务？我们现在搞的项目，如文化客堂间和城市书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他们会为你叫好。我想我的同事们会感到欣慰，因为我们为老百姓做了点实事。”
对于闵行区而言，“文化客堂间”和“城市书房”也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需求不像医疗、教育那样刚性、显性，就目前的能力看，政府提供的设施和产品只能是一个基本的保障。因此，我们做了一些激活社会存量的工作。”杨继桢以“客堂间”为例，这一空间本来就存在，是村里面的集体资产，原来是农民举办红白喜事和聚会的场所。“但是这一空间不可能天天喝喜酒或者吃豆腐饭，闲暇时间就可以腾出来给我们作为文化场地来用，这就是‘无中生有’。”
再以“城市书房”为例，现在很多实体书店生存艰难，但是也有一些商圈希望开设图书馆来提升文化品位，集聚人气。“我们有几家城市书房，都是人家商圈拿最好的门面房出来装修，而政府稍微补贴一点就行。”杨继桢表示。
“城市书房”采用政府、图书馆与企事业单位等第三方社会力量合作共建模式，引入24小时无人值守、读者自我管理与志愿者自治管理相结合的运营模式，效应颇佳。
让广大市民唱主角
多年与群众文化工作打交道的杨继桢发现，以前的文艺演出都是政府请专业团队过来演出，虽然节目质量高，但是碍于经费有限，每年能让老百姓看得到的“高雅艺术”很有限。那么，如果“政府搭台、群众唱戏”行不行？不曾想，这个简单的想法，一下子就点燃了闵行区全体群众的文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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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桢以连续举办四年的浦江沪剧节为例。“闵行有很多人喜欢听沪剧，但是这些沪剧迷可能没地方去听，有些人想唱两句都没有合适的活动平台可以参与。5年前，我们先考虑把那些喜欢唱沪剧的人搬上电视节目，pk一下，拿出来大家比比看，看能否吸引人进来。结果一比火爆得不得了，场场爆满。有一次晚上11点，我去比赛现场的时候发现整个场子里面座无虚席。第二年，我们就专心打造一个沪剧活动的平台。我们跟街镇联手，把市里面相应的大赛资源引进来，活动品牌引进来，这就形成了浦江沪剧节。一届一届办下来越做越好，现在其他区县的人慕名而来，这也成为闵行区的一个文化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闵行区打造的这些文化品牌活动不是一次性，而是贯穿全年，让老百姓时时刻刻都能参与进来。杨继桢指出，“以往请来专业团队演出，看完就结束了。而我们的这些文化节有一个过程，叫‘训、赛、秀’，群众先参与培训，水平提升了，就想表现一下，参加一下比赛。这样既解决了一个文化素养提升的问题，又尽可能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
品牌的形成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杨继桢认为，“文化大餐不是说一年只吃三餐就结束了，而是天天要吃的。”闵行区文广局更多是在营造良性的群众文化生态圈。
可喜的是，经过努力，群众参与的文化产品，水平也愈来愈高，甚至可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jpg)
2017年2月，闵行区组织区内优秀鼓乐团队、表演团队、非遗展示团队、书画展示团队、特色小吃团队等41人赴日本参加“2017日本新潟春节祭”， 受到了新潟民众的热烈追捧。在闵行美食面前，日本民众大排长龙，不论男女老幼直呼好吃，同样，在春节祭开幕式上闵行演出的节目也令人耳目一新，鼓乐、变脸、魔术等表演令台下日本民众啧啧称奇。专程赶来参加开幕仪式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致辞表示，两年前他曾来到新潟出席首届春节祭活动，这次来到新潟发现春节祭规模又有所扩大，场面更加红火，新潟春节祭越办越好，成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的重要平台。
2017年8月，闵行区组织区内优秀鼓乐团队、舞蹈团队、民族器乐团队、非遗展示团队与书画展示团队等23人赴捷克顺佩尔克市进行文化交流，在几日内通过多场演出交流，在当地大获好评。顺佩尔克市市长兹德内克·布罗兹表示，一个2.7万人口的小城市，差不多是闵行人口的百分之一 ，能邀请到闵行的艺术家们，非常荣幸。并称赞闵行的艺术家们为他们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在行游表演时，顺佩尔克市街道两侧的市民高呼着“china、china!”在每一个表演点，市民都用热烈的掌声欢呼着闵行艺术家们的到来，并要求与他们合影。
润物细无声
当闵行区愈来愈多的老百姓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时，政府也看到了这一“民心工程”的溢出效应——社会治理。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于7月召开闵行区文体团队参与社会治理情况调研座谈会，与会的闵行区文体团队纷纷认为能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对团队本身的地位与发展有四方面的帮助——积极参与社区街镇文艺演出、文艺指导活动，丰富社区文艺生活；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如拆违建教育、创全活动、安全警示教育、爱国卫生、助残养老活动等；在内部管理方面不断提高对团队队员的要求，如发挥团队中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鼓励每个队员配合街镇社区治理工作（如创全、拆违建工作）；根据身边发生的故事，创作一些反映当前社区治理中难点问题的原创作品在社区演出，发挥群众文艺对社区治理的正能量作用。
闵行区文广局群文科负责人江莉莉给《新民周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马桥镇有个村，村里的一座桥上有违建，是当地两户人家造的。政府让他们拆，对方很抵触，就是不拆。由于当地居民很少，所以基本上都知道这件事情。马桥镇有一个文化沙龙小队，就以这件事排了一出戏。我就问这个沙龙小队，这是村委会下的任务吗？他们说不是，只是自发的觉得好玩。村里有周周演，月月演，演出之后大家都看到了，那两户人家也慢慢改变了想法，违章最终顺利拆除。文化团队参与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因为老百姓也有自己的荣誉感。”.jpg)
闵行区的群众文化工作和社会治理结合得最好的例子是广场舞，这也让杨继桢有了“大妈局长”的外号。“2013年，我们用一个政府实事工程的形式来改造了100个市民跳广场舞的地方，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我们先从提供服务开始，你这个广场灯不亮，我给你弄弄亮，地不平我给你整整平。我们提供一些活动的平台，你跳好了我还有一些小奖励、小刺激，市民觉得政府很想着我们，自我约束了，自己管自己了，这不是一个进步吗？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也碰到阻力的，大家不理解，你政府凭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在跳广场舞，弄得不好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江莉莉也表示：“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接触到很多阿姨。她们可能平时被贴上了‘广场舞大妈’这样的标签。但是她们很多人并不把自己定义为‘大妈’。我们在工作中和她们接触时，一方面肯定她们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提供社会的认同感。在设计一些活动的时候，因为资金有限，我们会去拉企业赞助，比如最开始会让企业赞助某个比赛的部分奖金，后来经过协商，一些企业也会和我们合作，设置一些公益基金。这样一个广场舞团队获奖以后，不仅可以自己得到奖金，还能以团队的名义给孤寡老人或者家庭困难者献爱心。”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国荣了解到闵行区文广局的做法后颇为赞赏，他表示，文化团队参与社会治理，不能够硬性要求他们去治理交通、搞卫生、扫马路，文化团队在参加各类活动当中的自治管理就是一种社会治理。“以前我们说日本市民素质很高，整个大草坪上参加活动后周围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文化团队参与活动后干干净净、井然有序，这个本身就是参与社会治理。”
文化应该滋养人的心灵。如果一个人西装革履去剧场，跑出去却随地吐痰，这就是失败。以浦江沪剧节为例，闵行观众愈来愈守秩序、懂规矩。以前很多人大声喧哗，台上唱得好也不会鼓掌、喝彩。现在他们都懂得看戏不要影响别人，这就是进步。
事实上，文化介入治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高举高打的强力进入，收效也许适得其反。用心观察、冷静分析、且行且思、顺势而为，这是闵行案例留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