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菲尔德公投观察-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相比于其他地区的脱欧集会办得“有声有色”，在谢菲尔德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集会，而且在谢菲尔德大学校园里，留欧声势还如火如荼，但最终的“脱欧”公投数据显示，51%的谢菲尔德公民投出了离欧的选票。
撰稿｜姜子凡
没想到，我在英国留学的第一年就“摊上了大事”。在脱欧公投前前后后的两周，作为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本科生学生会的成员之一，我的那些“同僚”们——来自英联邦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们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集会和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使得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国外年轻人组织、传播以及争取公众意见的过程，象牙塔内的知识阶层与社会群体的接触交流，以及来自社会公众的回应。
校园里“留欧”氛围浓烈
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谢菲尔德，作为曾经的世界钢铁之都，是英国工党的阵营之一，钢铁制造厂和各种冶炼公司的旧址记录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工人特质。而长期执政市议会的工党议员们，与保守党主张控制移民和外来人口不同，希望能够通过相对宽容的对外政策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或者学生。谢菲尔德市内有两所大学，其中的哈勒姆大学拥有全英也难得一见的壁上题诗，这首写在主要教学楼上的诗呼唤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旅行者们在谢菲尔德驻足，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他们“梦中的城市”，还可以体验“从未有过的人生”。
在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本科生学生会中，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留欧”意愿。这不难理解，因为谢菲尔德市有着极高的国际留学生比率，留学经济堪称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留学生们对欧洲价值的追求、对包容多族裔的社会诉求等各种利益驱使，支持“留欧”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谢菲尔德大学任职的来自欧盟的教师也不在少数，不少学科中的学术项目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盟的资助。师生两方面的“合力”使得谢菲尔德大学内部对于“脱欧”议题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就拿我所身处的考古学院来说，学院中数十个挖掘和研究项目几乎全部与欧洲有关，而且学院每年都一定会申请经费或者“自掏腰包”资助数名优秀本科生前往一些位于欧洲的古代遗址，如阿普利亚（apulia）、克里特岛等，但“脱欧”事项的决定则不可避免地给这些给予学生的锻炼机会蒙上阴影。另外，由于本学院的学生大多是由英国本土和欧盟的学生组成，学院的教师们也担心“脱欧”阴影是否会影响学院中的多文化输入以及学术输出的多样性。
自6月中旬开始，伴随着学生们期末考试的终结，学生会展开了一系列集会活动，作为东南亚学生代表的peggy lim在学生会大楼发表了数次演讲，并且在脸书上也发起了多次祈愿，获得了很多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青睐，作为法学院学生的她曾承担并负责了多次集会活动。不论是组织游行反对英国轰炸叙利亚议案，还是悼念在巴黎恐怖袭击中无辜死去的平民，她独特的演讲能力是本科生学生会在很多议题上获得成功并取得极大社会注意力的“利器”。通过不知疲倦地组织活动，学生会在统一和团结学校意见上做出了极大贡献。针对英国社会中对欧盟政治存在不民主不透明的怀疑气氛，学生会还创造了一个“民主熊”的概念，通过真人扮演和出售商品的方式来尝试消除当地民众对于欧盟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欧洲难民危机带来的恐慌心理。
而学校的教职员工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促成“合力”——开放日。谢菲尔德大学的本科开放日为一年四次，研究生开放日为一年一次，在这些活动期间所有社团都会行动起来以争取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的好感。但今年的开放日，校园各处志愿者分发的小贴纸、小册子上的重心都放在了表达留在欧盟的强烈意愿上。在我参加的考古学院开放日活动中，来自欧盟国家的教师们试图用各种方式影响持观望态度的学生及其家长，他们组织了各类非英语小语种活动，来表达学校对世界文化的欢迎与包容的态度，并借此侧面提醒大家“脱欧”对于各类亚文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试图以此引导潜在投票者对欧盟投出信任票。
意料内与意料外
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谢菲尔德当地公众的反应了。虽然谢菲尔德市曾多次被独立报、卫报等点名为对大学毕业生最友善的地区，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也给当地创造了相当多的工作机会，然而这种多维度的影响并不全是良性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给出的“脱欧”公投数据，51%的谢菲尔德公民投出了离欧的选票，这样惊人的结果也间接地体现了目前可能存在的一种公众心理，尽管滋生这种情绪的土壤本身可能并不带有这种特质。
矛盾的是，相比于其他地区的脱欧集会办得“有声有色”，在谢菲尔德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集会。谢菲尔德的市中心每个周末都会有例行集市，无数的小商铺和食品店集体出摊，而这些摊位的商店主都是来自欧盟的旅居者和为了工作而移居谢菲尔德的人，在一些酒吧和公众场合，也能不时看到常规摆放的英国的四面旗帜和欧盟旗帜并列的情况。这一切景象，都给人一种和谐和睦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在公投中的表现恐怕不是街景所能反映的，最终数据也许更能说明当地民众内心所掺杂的不愿道明的情绪。我的一位老师就这一现象评论说：“这也许是英格兰人相对来说比较含蓄的缘故。”其实，在“脱欧”这件事上，校园内外本身就有着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双重隔阂。
公投结束后，我踏上了回上海的归途，我在曼彻斯特机场逗留了一晚，入住机场附近的酒店时，我注意到大厅中以往常规的英国四面旗帜墙上，这一日却只摆放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旗帜。看来，“含蓄”的英格兰人已经不想继续“含蓄”了。（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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