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要将右倾的日本带多远？-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德意日三国虽在70多年前同为轴心国，但似乎70年后，它们的志向和道路，又已大相径庭。
记者｜周 洁
把记忆拉回到80年前的南京，烽火合着硝烟弥漫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入冬的城市，也仿佛没有一丝人气，一场惨绝人寰的日军屠杀平民行动，正在残忍上演。
昔日磨刀霍霍向我的日本人，谁能知道，80年后的今天，居然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同样曾犯下种族屠杀的德国人，却在过往的岁月里几度真诚忏悔，深刻反省。
德国、日本、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同为轴心国。二战之后，它们又是如何面对犯下的错误的呢？
犯错“三兄弟”有不同史观
今年8月5日，两名中国男游客在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前做出纳粹手势并用手机为彼此拍照，出乎意料的是，德国警察马上出动，并以涉嫌“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将二人逮捕。
新闻发回国内后，许多网友为同胞感到丢脸的同时，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德国法律对于反纳粹的相关规定实施如此严苛——根据德国刑法典相关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或罚款。
《德国基本法》使用“防御性民主”原则，第一条即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1994年，德国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宣传纳粹思想，或使用其标志、口号、礼仪等。《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制作、散发“可断定为企图继续追求战前纳粹组织目标的宣传品”者，将被处3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对纳粹大屠杀等行为“公开地或在集会上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会被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金。
“德国的反纳粹法还一度一刀切地禁用纳粹标志，连反纳粹的游行运动中都不允许出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葛军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
德国对于纳粹的反思是自上而下，遍及整个社会的。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较于日本对于罪行的各种否认和逃避，德国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尽其所能为受害者进行赔偿，德国领导人也出席了相关的纪念活动。默克尔总理曾说，“德国必须正视历史，确保未来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70多年来，德国对纳粹战犯的追查与审判也没有停止。2015年，93岁的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军官奥斯卡·格伦宁因为1942年9月至1944年10月期间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一员在奥斯威辛执勤受到审判。
意大利作为轴心国之一，如今也有了完善的反纳粹法律。据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留学深造的意大利籍博士李安风介绍，意大利对于纳粹相关的任何思想都是很敏感的，但凡有人或者小团体妄图从正面姿态讨论纳粹政府，就会受到媒体和主流政党的猛烈抨击。而且就在最近，意大利还出台了一项法律，全面禁止售卖带有法西斯标志的相关商品，并对在互联网传播的法西斯相关内容进行清理。
同样曾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却并没有如此自觉。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政坛的右翼倾向明显，其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在靖国神社春季大祭、秋季大祭及日本二战投降日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大规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创下“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会议员参拜人数的新纪录。安倍本人更是在2017年8月1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这也是安倍再次上台后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吴海龙在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时曾指出，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日本国内有一些势力至今不愿接受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企图为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这是日本与有关亚洲邻国关系长期不睦的根源所在。
安倍步入政坛未久，就提出了想要修宪的想法。1996年8月，时任众议员的安倍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就开门见山：“欲使公众都了解日本是拥有自卫权的，那就必须修改第9条。” 首次主政日本之后，安倍的政治口号也直截了当：告别战后体制！在他出任首相的第一年，日本修改了《教育基本法》，被视为“修宪的前哨战”。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更是动作不断，如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除了修改和平宪法以外，可以说安倍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
德意日三国虽在70多年前同为轴心国，是犯了错的“三兄弟”，但似乎70年后，它们的志向和道路，又已大相径庭。敢于正视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德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理解和尊重，这才有了后来的法德和解，有了欧洲战后的和平与一体化进程。而日本的错误态度，使国际社会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苏，也困扰着日本的对外关系。
一个耳光和惊世之跪
“德国对于二战的反思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葛军对记者表示。起初，德国上下对于盟军的纽伦堡审判其实是非常不忿的，认为这只不过是成王败寇。直到1960年代，德国军队无差别屠杀犹太人，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现象被揭露，才让联邦德国民众真正开始了解当年德国犯下的罪行。1961年，联邦德国法院自己对战争中参与迫害犹太人的高级军官起诉并审判，不过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德国人对于二战，观念还停留在仅是从战败者到有罪者的认识。而1968年的学生运动，使其整个社会形成了对于二战的有罪认识。
1968年11月7日，在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一名妇女给了时任西德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记耳光，也开启了德国的反省进程。
1966年，库尔特·基辛格当选联邦德国总理。他曾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是纳粹德国时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当选总理，让丈夫是犹太人的贝娅特非常愤怒。她收集了很多资料，不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试图告诉所有人这个人不应该当总理，但她的力量太弱小，反而使自己遭到解雇。贝娅特没有放弃，11月的一天，在基民盟一次党内会议时，她闯进会场快速地走到基辛格身边，打了他一巴掌，并高喊“纳粹！纳粹！纳粹！”
1969年，贝娅特被判入狱一年，不得保释，但刑期最终削减到4个月。“让青年在一个纳粹总理的领导下生活，才是真正的暴力。”在法庭上她这样说。正是这一记耳光和随之而来的入狱，在整个联邦德国社会引起了震动。事件过去后不久，基辛格在大选中黯然落败，社民党的威利·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的新总理。
当时的西德已走出战争的废墟，经济腾飞使其获得西欧各国和美国的信任，但东欧各国人民对联邦德国的态度，却仍然冷冰冰。想要与东欧改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新形象，成为了当时联邦德国的当务之急。联邦德国与东欧关系的改善始于经济，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勃兰特在华沙的真诚一跪。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正式访问波兰，在前往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时，勃兰特向遇难者献了花圈后，他后退了几步，毫无征兆地跪在了石阶上，在场的各国记者短暂的愕然之后，纷纷举起相机。很快，一位跪立在冰冷石阶上的联邦德国总理的形象旋即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之后的采访中，勃兰特对自己这一跪这样解释：自己当时没有多想，总觉得献花圈不能代表什么，语言也失去行动力。
这忘情的一跪，不仅成为了德国与东欧重修旧好的里程碑，也为联邦德国在1973年9月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勃兰特本人也在次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德国的惊世一跪不止一次，连任四届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两德统一后的1995年6月访问以色列，再一次双膝跪倒于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庄重地忏悔：“我向死难者们请求宽恕。”这一跪同样令人动容。许多人评价他：“跪下的是德国总理一人，但站起来的却是整个德国。”
在科尔的推动下，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正是由于德国领导人不断表明悔罪态度，同时历届德国政府认真履行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德国最终赢得了以色列的谅解。
反观亚洲的日本，在德国在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日本政府的活动下，终使所有甲级战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级战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释放。其中，甲级战争嫌疑犯岸信介因东京审判提前结束逃脱审判，随后就摇身一变重返政界，大力鼓吹重整军备、再建“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值得一提的是，岸信介正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日本本身就缺乏像德国那样来自内部社会的反思压力，而美国也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没有占领日本本土，且保留了天皇制度。并且，日本没有实行“非纳粹化”举措，不少日本法西斯分子战后仍被录用并长期把持政权，这导致战后的日本虽有反思，但却始终没有形成深刻的社会共识和认知。
真认错才能重生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他的作品《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曾描写过一个这样的场景：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德国人迸发出了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在过去，德国人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会感到犹豫。
这样的转变与德国多年来不断反省自己，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是分不开的。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现在的德国年轻人，虽然没有亲历过战争，但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已巩固，反思历史已经成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yougov的调查显示，88%的德国人曾经在家里与亲人谈论过纳粹历史或者是参加过相关的纪念活动。
在意大利，二战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灾难。李安风表示，在意大利，那些为法西斯政府参与战争而死去的人不会被视作烈士。在当今时代，意大利的国家形象也更多与时尚挂钩，政治意味并不浓厚。
身处亚洲的日本就不同了，虽然多年来日本国内也有对二战行为的反思，但总体来说影响不大，也不深刻。在美国的纵容下，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不过是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更何况，由于这场战争还涉及到了黄种人和白种人，日本方面甚至还可以将其洗白成亚洲解放战争。
因此，越是明理的日本人搬出战时暴行来警告世人，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对外战争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