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耳:我其实是宅男-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20年的时间,我感觉不是按部就班,而是一种穿越。
作者|周 洁
8月16日,首届大方文学节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小剧场举办,主题为“旅行与叙事:我的文学漫游记”,作家们从各自不同的旅行故事谈起,共同探索旅行的意义,探索个体于这个广袤宇宙的存在缘由。
有人说“旅行是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也有人说旅行是为了“知行合一”,鲁迅文学奖得主、小说家田耳却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害怕旅行的深度宅男。然而,他的笔下有着最多元的故事和厚重复杂的人物,这些无不来自于他的采风经历——作家,始终是在路上的。
猜不准
《新民周刊》:怎么写这本新书《被猜死的人》的?
田耳:其实这本书写了很多年了,本来想一年一篇收录进书里,但是我是1999年开始写作,编的话就有两本了,所以我提供了十几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中信又挑选了其中7篇集结成册,既有我的处女作《衣钵》,也有我近年写的《鸽子血》,基本上算自己的一个精选集吧。
说实话,有几篇入选我也很意外,其实作家把小说写出来以后,评论权就不在自己这边了。我自己觉得好的,别人不一定觉得好,比如《一个人张灯结彩》,我开始并不看好,但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客观上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还有我这两年写的作品,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发表后反响却出乎意料。像我这种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的,有时候也挺好玩。猜不准,真的猜不准。
说到来参加上海书展,以前2005年、2006年那会儿我在上海学习,在青浦,很远,但我经常跑过来看书,当时泡在书里面就是很幸福的感觉。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如饥似渴的感觉,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后,每天接触到海量的信息,都没有远方了。
特别是年纪渐长以后,对人事已经有了把握,有时候没办法进入文字本身。不仅文学作品,还有人,以前我们还有暗恋,但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再有这回事了吧?(笑)
我感觉我骨子里还是挺悲观的。
《新民周刊》:旅行是你选择题材的途径吗?
田耳:我其实是一个宅男,十几岁以前都没有出过县城。但我是一个喜欢下笨功夫的人,很多人讨论怎么写和写什么。我认为这二者肯定是在一起的,写什么在前面,怎么写在后头。我自己写得不多,20年,300万字,但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找故事下的功夫比大多数人要多,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也因此有了自己鲜明的面目。
我也喜欢体验,比如写《天体悬浮》的时候,除了查阅大量资料,我真的买了天文望远镜;写精神病人,就托了各种关系去精神病院待了一个星期——你不去的话,凭空想象或者看影视作品,一点都不准确,比如很多精神病人被治愈后,回归社会存在难度,所以很多人宁愿回到精神病院当护工,照顾精神病人,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照顾得比正常人更好。这些现象和感觉,一定要实地触摸的。
笨功夫的确费时费力,但去和不去,写出来的质地是不一样的。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相信找材料,要去体验生活。有一年,我找材料、听故事、去体验,在纸上写了四五十个题材,就写了一个短篇《氮肥厂》,胸有成竹,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下功夫找资料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保证我这篇小说的质量。
《新民周刊》:你特别喜欢刻画人物的孤独感?
田耳:其实也是不刻意的。我的老家在凤凰,在那里朋友特别多,每次回去都会叫我去喝酒搞气氛,其实我早年很少说话,但喝了酒话匣子就打开了,他们叫我我就去,不叫我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待很久。他们觉得我很孤独,我倒是觉得他们很孤独。
喝了酒聊天也是瞎聊,开玩笑的,真正能聊进心坎里只有一个人——田爱民,笔名叫努力嘎巴,他的小说写得很先锋,2000年的时候就写了十几篇小说,拿来给我看得眼花缭乱,觉得他简直是个语言天才。可惜的是,按照世俗的评判标准,他的小说全是语病,但是把语病去掉以后呢,文字又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现在他已经不写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崇拜他,我对他的依赖也很强,隔几天一定要去找他。
《新民周刊》:有人把你和沈从文的写作风格相比较,你怎么看?
田耳:早期的确有,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这么说了。我们都是凤凰人,中国人特别相信土地,同一片土地的人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某种意义上,我也的确是在大树下面乘凉的人,别人看到我来自凤凰,可能会高看一眼。但是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对我影响确实不大,反而余华、王朔的东西影响我更多。
我没有变,时代在变
《新民周刊》:写书这些年,时代变化发展,你的心路是否有变化?
田耳:我觉得自己没有变,但时代确实改变了很多。我是9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20年的时间,我感觉不是按部就班,而是一种穿越。
以前重要的东西,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以前讲节约,物尽其用。但现在空间更重要,所以每次回家,我看到父母家里到处堆积的东西,都会让他们清理掉,否则家就成了垃圾场,咬着牙齿也要扔。改变,这是常态,也是必然。
作家也是一样,以前文学作品少,很多人写出一篇,就可以吃一辈子。而且当时的作家地位真的很高,自视也高,觉得自己是要干一番不朽之事业的人。甚至我的小学还成立了全国首个专门培养作家的特长班,我10岁就想当作家,跟这个也大有关系。
但现在人人都能写作,作家也成了一个普通职业。就像以前明星都是港澳台或者少少一些人,但现在海选节目都出了不知道多少明星了。其实这也挺好,因为人都有惰性,像以前好多作家一篇成名了以后就不再写了,到处讲座赚钱,但现在我们的状态,是真正可以一直写下去。
我也很高兴我能一直写下去。
《新民周刊》:作为文字工作者,如何看待现在的快餐文化?
田耳:“浑浑水养昏昏鱼”,什么语言都能传得下去,因为语言是每一个人都能懂的,不像音乐、美术,有些人欣赏不了。上个世纪的白话文运动,当时有人高呼文化没有了,但其实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年代,一辈子没进过县城的农村老太太很多,但现在,现代人的活动半径极大,满世界飞着就去了,我小时候憋在小县城里的那种发疯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包括我带女儿旅行,做个旅行方案她来选,很有自己的主见。
所以,或许我们应该从一代看不起一代的循环中改变,相信这一代人会找到自己的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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