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苦难-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赤裸裸地对人类痛苦进行再现是一种自我放任,而且是一种残酷行为。
苗 炜
多年前,和平里有一家电影院,叫“第五工人俱乐部”,我在那里看到了《悲惨世界》,连续看了四遍,电影开头似乎有一行字幕,说,只要世上还有苦难,这个故事就还会流传。穷苦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罚五年苦役。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乐善好施,还当上了市长,他帮助妓女芳汀,救助孤儿珂赛特。里面有个贪婪的坏人,名叫德乃第,他写信的时候问:“绝望的绝怎么写?”他的女儿回答说:“绞丝旁加色。”德乃第说:“绞丝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当时觉得这对话太有意思了,难道法国人会用汉字写信?后来,我看了雨果的小说。再后来,我在伦敦西区看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大幅广告,一个青年在街头堡垒中挥舞着红旗,跑去买票,才知道场场爆满,《悲惨世界》是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音乐剧之一。前两年,安妮·海瑟薇主演了《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的那几个著名唱段顿时流行起来。如此说来,这个故事我反复看了三十年,它在我心中激发的道德震荡却越来越小,最早的那个少年,在电影院的木头椅子上,发誓要建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后来是一个中年人,躺在沙发上,看音乐剧纪念版蓝光碟,惊叹于德乃第夫妇的那一段对唱,觉得这两个人也不那么讨厌,那个唱段太诙谐可爱了。
一般来说,描写苦难的作品会得到较高的评价。但在我读小说的过程中,那些描述苦难的现实主义小说越来越显得无趣。为什么会这样?我从来没认真想过。直到有一天,读到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的一篇文章叫《惰性的道德》,特里林从一本美国小说谈起,那本小说的大概情节是,某个青年,本来在技校读书,看似有不错的前程,但父亲生病了,他不得不接手父亲的农场。不久,父亲病故,母亲也染病,有个女子来农场帮忙,青年和那女子草率地结婚了,结果那女子变得不通情理,而且,很不幸,也生病了。于是夫妇俩请来了一位温柔的姑娘帮工,男主人公和这位姑娘坠入情网,妻子发现了,要把姑娘送走,男青年便和姑娘商定要殉情,他们从一座悬崖上跳下,结果没有摔死。男的变成了瘸子,女的瘫痪在床,妻子照料这对受伤的恋人,把他们看管起来,同时,妻子也忍受着一种奇怪的病症。小说情节这样一归纳,几乎有一种喜剧效果。特里林教授说,这个小说没有提出任何道德问题,小说中的角色都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做出本能的被动的反应。
作者只是再现一个悲催的场景,特里林说,对人类痛苦进行的文学再现受到某种礼仪的制约,这种礼仪规定,再现不能是没有缘由的,不能为再现而再现,赤裸裸地对人类痛苦进行再现是一种自我放任,而且是一种残酷行为。这种残酷行为并不是悲剧,悲剧总会引导我们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们观看悲剧时会产生愉悦感,会有负罪感,也会产生某种理性。单纯地描绘人间惨剧,是对阴郁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样的作品也表现出道德上的惰性。
特里林这篇文章醍醐灌顶,然而,我也不想以此为借口,说自己对苦难的漠视全是因为那些描绘苦难的作品太幼稚。我知道,世间许多苦难,其间的主人公除了赴死一途,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既然无从选择,也就没什么能让我们这些看客审美的东西。小说《米德尔马契》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如果我们有敏锐的目光和感受去体察他人的生活,那种感觉就会像聆听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寂静另一侧的巨响或许会要了我们的命。正因如此,我们当中最敏锐的人在四处走动时,用愚蠢封闭了自己的感官。
《悲惨世界》中那面战斗的红旗,我们都很熟悉,也曾为之激动不已。然而,我还是乐于看到青年马吕斯和珂赛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念及冉阿让的一生,心中会有善良与正义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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