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在广场中央-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阅读提示：对于一座大都市而言，广场就是一个体面的、开放的客厅，是民众集聚交流和自由呼吸的地方。
沈嘉禄
上期《新民周刊》的封面报道再次以较大篇幅后续报道并检讨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有一个话题提到“特大型城市副中心为中心城区减压”，报道列举一个事实，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上海四个城市副中心包括徐家汇、花木、江湾-五角场、真如。现在时间过半，这四个副中心建设得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对中心城区的市民而言，一般好像也不会将花木、五角场列入出行目的地，而真如的宏伟计划则成了一个痛点。当然，对这些边缘地区的居民来说，可以就近购物休闲，不甚成熟的副中心或许可起到蓄水池的作用，但规划中的描述的所谓“国际化”、“现代服务业”、“交通枢纽”等功能，发挥空间似乎还蛮大的。
副中心高楼林立，四通八达，商铺云集，红花绿树，吃喝拉撒都齐了，为什么老百姓在感觉上还是缺点什么。缺什么呢？专家和群众心知肚明，领导应该看得更清楚，这层糊窗纸一捅破，两个字就呈现在眼前：广场。
对于一座有历史感的现代大都市而言，广场就是一个体面的、开放的客厅，是民众集聚交流和自由呼吸的地方。广场不仅具有空间存在的物理特性，更具有建筑、文化、人群与活动等文化属性。
回望世界文明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就是建立在城市广场上的，数千年前的城市广场，已经具备了举行宗教、商业、法律、文化、政治活动和群众性节庆活动的功能，是公众乐意集会的最好场所，著名的城市广场，必定有彪炳史册的纪念性建筑物，必定有历史名人的足印。反观中国城镇史，若有所谓广场的话，也只限于两个地方，一是府前，一是庙前。前者为宣扬封建吏治理念与政绩服务，同时体现皇权的威慑力，是强调秩序的场所。后者一般就放给老百姓搞庙会，是表达皇恩浩荡、体现太平盛世的平台。硬要与政治文明扯上关系的话，其作用还不及乡村的水口。
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广州等有影响的大城市急于通过旧貌换新颜来提升人民对新政权的信心，广场辟建就成了城市建设的雄壮序曲。上海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广场，摧枯拉巧，水到渠成，被历史证明是一项十分正确的决策，具有超越物理之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但此后，上海似乎就没有像样的广场开辟出来。自上世纪90年代后，人民广场的面积反而在萎缩，功能也弱化了。而且在描绘上海副中心的蓝图上，也没有给广场留下足够的位置。那么当房地产风生水起之后，谁还愿意将价值数亿数十亿的黄金宝地整平了去做不可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广场？即使哪届区政府下决心去做这等“傻事”，不光一次性投入极大，日常管理费用也不低，广场的文化附加值即使被人重估，那么也只会分摊在广场周边的楼宇上，政府不一定能获得这部分收益。相反，考察今天的国情，广场肯定是地区治安的重点难点，属于敏感地带，所以谁要是将城市广场当作政绩工程来做，脑子肯定进水了。
那么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建造广场是否很有必要？我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事，是城市规划布局的重点之一。有了广场，副中心才能真正实现它的功能定位与文化价值，才能吸纳更多的人流，为中心城区减负，人们集聚于此的活动也不至囿于购物、吃饭、娱乐等低层次消费，可以在文化享受上获得更大的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追求。去过欧洲的朋友都应有感触，在欧洲大城市的老城区，总能看到市民坐在有鲜花簇拥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聊天，或坐在椅子上披一条毛毯聆听广场音乐会，或围坐在喷泉周边晒太阳，也有街头表演甚至卖艺，但一切都显得安宁祥和，是的，也有情绪化的活动，但不会破坏整体的和平与秩序。
我想，既然我们一直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那么欧洲老城区司空见惯的美好图景，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上海，也应该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中心及副中心。站在阳光明媚的广场中央，被鲜花簇拥着仰望蓝天白云，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极大多数市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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